文章目录：

• 1、女同学狐臭，全班就我愿和她坐同桌，如今我娶了她才明白捡到了宝
• 2、女同学狐臭，全班就我愿和她坐同桌，如今我娶了她才明白捡到了宝
• 3、女同学有狐臭，只有我和她坐一起，后来我俩成婚才知道自己捡了宝

女同学狐臭，全班就我愿和她坐同桌，如今我娶了她才明白捡到了宝

＂她却甩开了我的手，眼泪汪汪地喊道：＇苏志明，你别假好心了！谁不知道你是被老师安排跟我同桌的！＇＂

我叫苏志明，1985年在省城一所普通中学读高二时，认识了杨晓芬。

那时候班上谁都不愿意和她同桌，只因为她有狐臭。

每次到了换座位的日子，教室里就跟菜市场似的，同学们都悄悄打听谁会跟杨晓芬坐，然后争先恐后地抢其他位置。

杨晓芬是个安静的女孩，总穿着干净但褪色的蓝棉袄，头发乌黑，扎两条细辫子，像两根甜麦芽。

她成绩不错，特别是数学，听说期中考试能考到全年级前十，但因为那股异味，没人愿意跟她说话。

每到夏天，情况更糟，有时她连自习课都不来上了。

我家里条件不好，父亲是第二钢铁厂的普通工人，常年在高炉车间干活，回家时脸上总带着铁锈色的疲惫。

母亲在街道办做清洁工，每天天不亮就出门，扫完大街回来，手上的皮肤冬天就会冻得裂口，抹再多的护手霜也不管用。

那年冬天，我穿着补了又补的棉袄，前襟还有高一时打篮球不小心碰破的洞，用黑线缝起来，很是显眼。

书包也是旧的，边角磨得发白，拉链早就坏了，用别针别着。

班上有些城里干部子女穿着从广州买来的＂三枪＂牌毛衣，留着小平头，看不起我这个＂穷小子＂。

他们叫我＂打补丁＂，说我身上的布比脸还多。

或许正是因为同病相怜，我对杨晓芬多了几分理解。

那些嘲笑我的人，同样也嘲笑她，只是原因不同罢了。

记得有次体育课，我们在操场上打排球。

杨晓芬因为换衣服慢了些，一个人从更衣室走出来，往我们这边走。

几个男生故意离她很远，捏着鼻子做怪相，还有人夸张地喊：＂哎呀呀，熏死我了！＂

我看见她低着头，手紧紧攥着衣角，单薄的身子在冬日的阳光下，影子拉得老长，像是要把自己缩成一个点。

我心里忽然涌起一股怒气，也不知道哪来的勇气，朝着那几个男生吼道：＂有啥了不起的！不就是体味重点嘛！谁还没点毛病啊！嫌人家，你自己还香喷喷的吗？＂

教室一下子安静了，所有人都盯着我看。

排球在地上滚了两圈，停在一个水洼里。

那几个男生被我说得一愣，随后转头就朝老班告状，说我＂侮辱同学＂。

班主任黄老师后来把我叫到办公室：＂志明啊，那几个同学说你骂他们了，这是咋回事？＂

我把事情经过一五一十地说了，黄老师听完，摘下老花镜，叹了口气：＂志明，你心肠好是好，但说话太直，容易得罪人。＂

＂黄老师，我就是看不惯他们那样。杨晓芬又不是故意的，她也很难受。＂我急着解释。

黄老师望着我，眼神里有些探究，又像是在思考什么。

沉默了会儿，他说：＂志明啊，看你挺懂事的，下学期你和杨晓芬同桌好不好？＂

＂行啊，黄老师，我没啥意见。＂我答应得很爽快。

开学第一天，教室里铃声响起，同学们陆续找座位。

杨晓芬站在教室门口，犹豫不决，似乎不知道该坐哪里。

我主动朝她招手：＂嗨，我叫苏志明，咱俩做同桌吧！来这边！＂

她惊讶地看着我，眼睛瞪得大大的，小心翼翼地走过来，点了点头，眼神里满是不敢相信。

＂谢...谢谢。＂她的声音细如蚊蝇。

＂客气啥呀，咱班同学，这有啥谢的。＂我故作轻松地说。

刚开始确实不太好受，尤其下午太阳晒着教室的玻璃，屋里热了，那股酸味就明显起来。

我花了零花钱买了瓶六神花露水，又在小摊上淘到一瓶风油精，时不时往鼻子底下抹一点。

杨晓芬看在眼里，脸上的自卑和愧疚更深了。

＂苏志明，你要是嫌难受，可以申请换位置的...＂一次放学后，她小声对我说。

＂嗨，有啥难受的！我这人鼻子不灵光，啥也闻不着。再说了，你数学那么好，我还指望你帮我捞救命稻草呢！我要考不及格，俺爹得拿扫把追着我满院子跑！＂我故意逗她笑。

她被我的土味方言逗得扑哧一笑，露出两个小酒窝。

那是我第一次见她笑，像冬日里忽然绽放的梅花，有些许惊艳。

慢慢地，我们熟悉起来。

原来杨晓芬是从县城来的，爸爸在煤矿工作，前年差点因为瓦斯爆炸出事，捡回一条命，但腰不好，干不了重活。

她妈妈身体不好，有风湿病，阴天下雨就疼得厉害。

她每天放学后还要去南湖市场帮着一户人家卖豆腐，贴补家用。

我这才知道，她为啥总是急匆匆地放学就走，也难怪她的指甲缝里总有些细小的白渣，那是豆腐渣。

她知道自己有狐臭，试过很多偏方，醋洗、食盐搓、明矾擦，可都不管用。

她家里也没多余的钱看医生，更不敢让父母操心。

有次周末我去她家找她讨论数学题，老远就闻到豆腐的清香。

她家住在城郊的一个小院里，一间简陋的平房，门口摆着几个木桶和石磨，是用来磨豆子做豆腐的工具。

屋里收拾得很干净，但四处可见补丁和裂缝，冬天北风呼啸，从窗户缝里灌进来，要用报纸糊起来。

墙上挂着一张她全家福，拍摄于1982年春节，那时的杨晓芬还是个扎着羊角辫的小姑娘，穿着红毛衣，笑得灿烂。

杨晓芬妈妈是个面容憔悴的瘦女人，看到我来，热情地让我坐，还从柜子里翻出家里仅有的几块橘子糖。

＂小苏啊，真是谢谢你不嫌弃我们晓芬。她这毛病，害得她在学校没朋友...＂杨妈妈一边给我倒水，一边眼圈红了。

我接过那杯冒着热气的大碗茶，心里一阵酸楚。

＂阿姨，您别这么说。晓芬学习好，人又勤快，哪里是没人要的孩子啊！＂

杨妈妈听了，眼泪夺眶而出：＂好娃子，阿姨就知道你是个好心人...＂

从那以后，我经常去杨晓芬家，有时帮她一起卖豆腐。

我发现她其实很聪明，很坚强，只是被那股气味封闭了太久，不敢跟人交往。

每天凌晨四点，她就起床帮妈妈磨豆子、煮浆、点卤，然后切成方块，清晨五点多就推着小车去市场。

放学后，她又要去收摊，把没卖完的豆腐用保鲜纸包好。

虽然很辛苦，但她从不抱怨，课堂上听讲依然很专注，作业也从不拖欠。

偶尔我会看到她趴在桌上偷偷打盹，睫毛在脸上投下两道小小的弧形阴影。

高三那年冬天特别冷，北风呼啸，窗外的树枝＂咯吱咯吱＂地响。

我的棉袄已经穿不住了，口袋都破了，手插进去能摸到棉花。

一天放学，杨晓芬神秘地递给我一个包裹：＂给你的，别推辞。＂

我打开一看，是条崭新的深蓝色围巾，上面还绣着＂平安＂两个字，针脚细密，很是工整。

＂这...这太贵重了...＂我结结巴巴地说。

＂我自己织的，花了两个礼拜，就当谢谢你这两年对我的好。＂她低头说道，耳根红红的。

＂这得多少钱啊，你...＂

＂嗨，毛线是我妈妈织毛衣剩下的，不值几个钱。你别嫌弃就行...＂她赶紧解释。

那条围巾我一直戴到高考结束。

每次戴上它，我都能闻到一股若有若无的清香，不知道是洗衣粉的味道，还是她身上的气息。

高考后，我考上了省城师范学院中文系，算不上好学校，但对我这个工人家庭的孩子来说，已经是莫大的荣幸。

杨晓芬考上了北方一所更好的医学院，她想学医，将来能治好自己的病。

临别时，我们在校门口道别。

那天阳光很好，照在她的脸上，把她的睫毛都镀上了一层金色。

＂志明，谢谢你这几年的陪伴。＂她眼里含着泪花。

＂傻丫头，说啥谢啊！咱俩...＂我忽然不知道该说什么，只觉得心里空落落的，像丢了什么宝贝。

她递给我一个小盒子：＂这是我的通讯簿，里面有北方宿舍的地址。你...有空写信给我啊。＂

我紧紧攥着那个盒子，点了点头：＂一定，一定。＂

大学四年，我们只靠书信联系。

那时候哪有什么手机，打电话又贵，一通长途电话要花掉半个月的伙食费。

每星期我都会给她写信，把学校的事、家里的事，甚至食堂的饭菜都写得详详细细。

她在信里告诉我，她用勤工俭学的钱去了医院，医生说她的狐臭是腋臭，学名叫＂多汗症＂，可以通过手术治疗。

手术后，她终于能像正常人一样交朋友了。

＂志明，谢谢你让我知道，原来世界上真的有不嫌弃我的人。＂她在信里这样写道。

每次看到这样的话，我心里就暖暖的，像喝了一杯热腾腾的姜汤。

我呢，大学毕业后留在省城一家机械厂工作，干的是技术员，工资不高，但稳定。

厂里给分了一间小平房，一室一厅，虽然简陋，但总算有了自己的地方。

有个同事给我介绍对象，是他表妹，在百货公司卖布的。

见了两次面，女孩挺好，家庭条件也不错，但我总觉得提不起兴趣，脑子里老浮现出那个扎着细辫子的女孩。

＂儿啊，人家姑娘条件多好啊，干嘛不接着处？＂我妈急得不行，＂你都二十五了，再不找对象，好姑娘都让人挑走了！＂

＂妈，我...我心里有人了。＂我终于说出了心里话。

＂谁啊？＂我妈追问。

＂就是...高中时候的同学，叫杨晓芬。＂

＂就是那个...有狐臭的姑娘？＂我妈脸色变了。

原来当年我妈去学校开家长会，就听别的家长议论过那个＂有狐臭的女孩＂。

＂儿啊，妈不是歧视人家，可有这病，以后生活多不方便啊！＂我妈苦口婆心地劝我。

＂妈，她已经治好了。＂我解释道，＂而且她人特别好，学习也好，现在在北方上大学呢！＂

我妈半信半疑：＂那你倒是把人家领回来给妈看看啊！＂

1993年初夏，我收到杨晓芬的来信，说她研究生毕业了，准备回省城工作。

看到信的那一刻，我的心怦怦直跳，像是有十五个跳蚤在胸口蹦迪。

可紧接着，杨晓芬又寄来一封信，说她找到了一份工作，在省城一家外资制药企业担任翻译，工资比我高多了。

信中还提到，公司老总很器重她，还派她去德国参加培训。

看到这些，我心里开始打鼓。

她现在条件这么好，会不会看不上我这个小小的技术员？

也是这段时间，厂里效益不好，时常拖欠工资，发的都是一些购物券，到处都用不了，我只能拿去倒卖。

我这边正苦闷着，杨晓芬回来了。

她提前给我打了电话，说周六下午四点的火车到站，问我有没有空去接她。

我请了半天假，早早就到了火车站，还特意理了头发，穿上厂里发的那套蓝色中山装，看起来精精神神的。

站台上，火车缓缓驶来，一个穿着淡蓝色连衣裙的姑娘拎着行李箱走下来，四处张望。

她长发披肩，肤色白皙，笑容明媚。

我差点认不出来，那是杨晓芬吗？那个总是低着头、不敢与人对视的女孩子？

＂杨晓芬！＂我大声喊道。

她转过头来，看到我，眼睛一亮，快步走了过来。

＂志明，好久不见。＂她微笑着说，声音还是那么温柔。

我呆呆地看着她，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

她比记忆中的样子好看太多了，举手投足间都透着一股自信和干练。

＂你...你变了好多。＂我傻傻地说。

她掩嘴轻笑：＂是变好了，还是变坏了？＂

＂变好了，变好了。＂我连忙说道，＂比我记忆里的样子还好看。＂

她略带羞涩地低下头，又抬起来：＂你也挺精神的，还是那么壮实。＂

接下来的日子，我们常常约着出去走走。

她刚回来，还没找到住处，暂时住在公司安排的招待所。

而我，则带着她逛遍了省城的大街小巷，给她当导游。

虽然她以前也在这座城市住过，但这几年变化很大，她需要重新熟悉。

我带她去吃小时候的老味道，豆腐脑、麻辣烫、冰糖葫芦，她吃得津津有味，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她在一家外资企业做翻译，工资比我高多了。

有次闲聊，她无意中提到自己的工资，是我的三倍多，我顿时感到一阵自卑。

而我，还是那个普通工人，每个月领着固定的工资，偶尔加个班，日子过得紧巴巴的。

有次我鼓起勇气约她看电影，是港片《英雄本色》的重映版。

电影院里，我偷偷握住了她的手，她没有抽开，反而回握了一下。

我的心跳得飞快，像是要从胸腔里蹦出来。

＂晓芬，我...＂我正要表白，她却捂住我的嘴。

＂志明，我知道你想说什么。＂她的眼睛在黑暗中闪烁着光芒，＂但你真的想好了吗？我现在不一样了，可你是不是只怀念那个需要你保护的杨晓芬？＂

她的问题让我愣住了。

是啊，眼前这个自信漂亮的姑娘，和当年那个自卑内向的女孩，到底哪个才是真正的杨晓芬？

我需要时间想想。

这段日子，我妈又开始催婚了。

她四处打听，说是街道办主任的侄女看上了我，托人来说媒。

＂人家姑娘可是中专毕业，在邮局上班呢，铁饭碗！＂我妈眉飞色舞地说，＂而且长得俊，家庭条件也好，父母都是干部。＂

我妈急着抱孙子，一个劲催我：＂儿啊，你都快三十的人了，该成家了！＂

＂妈，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有对象了...＂我无奈地解释。

＂那杨晓芬到底啥时候来见妈啊？你说了多少次了，人影都没见着！＂我妈哼了一声，＂我看是子虚乌有！＂

就在我犹豫的这段日子，厂里一个老师傅听说我还没对象，说他亲戚家有个不错的姑娘，想介绍给我。

我本想拒绝，但架不住大家的热情，说是先见见面，不合适也没关系。

恰好这时，杨晓芬因为工作忙，一连几天没联系我。

听老师傅说，她和公司的德国经理走得很近，两人经常一起吃饭。

我心里不是滋味，就草率地同意了相亲。

见面定在了市中心的华联大饭店，是城里最高档的饭店之一。

那天我特意穿了件新买的衬衫，还喷了点同事送的古龙水，搞得自己一身怪味。

结果刚坐下没多久，就看到杨晓芬和她公司的几个人走进来，坐在对面的包厢。

她身边是个高大的外国人，想必就是那个德国经理。

我和杨晓芬四目相对，她的眼神先是震惊，然后迅速转为冷漠，低下头，假装没看见我。

那顿饭我吃得如同嚼蜡，对面说了什么，我一句都没听进去。

相亲对象是个挺文静的姑娘，说话细声细气的，但我满脑子都是杨晓芬冷漠的眼神。

当晚我去她住处找她解释，敲了半天门她才开。

她穿着睡衣，头发还有些湿，估计刚洗完澡。

＂晓芬，你听我解释，我妈安排的，我心里没她...＂

＂苏志明，不用解释。＂她打断我的话，声音很平静，但眼神却很受伤，＂咱俩本来就是不同世界的人。当年你肯和我同桌，无非是同情我罢了。现在我不需要你的同情了，你去过你的生活吧。＂

我一把抓住她的手：＂你胡说什么呢！我当年跟你做同桌，不是因为同情！是因为我...＂

她却甩开了我的手，眼泪汪汪地喊道：＂苏志明，你别假好心了！谁不知道你是被老师安排跟我同桌的！＂

这话像一盆冷水泼在我头上。

原来她一直以为我是被老师安排的？难怪她总是有所保留。

＂不是那样的！＂我急切地解释，＂黄老师是问过我的，我是自愿的！而且...＂

就在这时，楼下传来一阵喇叭声，是我妈坐着三轮车找来了。

自从我没回家吃饭，她就急得不行，满城找我。

杨晓芬趁机关上门：＂回去吧，别让阿姨等急了。＂

接下来的日子，她不接我电话，不回我信。

厂里同事说见过她，她换了新工作，好像是要调到北京分公司去。

我像丢了魂似的，工作都干不好，连师傅都骂我：＂小苏啊，啥情况？心不在焉的，都三天了，这个零件还没处理好！＂

我连忙道歉，师傅见我这样，叹了口气：＂是不是感情的事？年轻人，有啥想不开的，说出来听听？＂

我把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师傅，师傅听完，点燃一支烟：＂年轻人啊，心里有啥话，就直说。这年头，谁还跟你绕弯子啊！＂

师傅的话提醒了我，何不去找黄老师，请他帮我证明当年的事？

说走就走，我连厂里的工作都没顾上，直接跑去了母校。

黄老师已经退休了，但还住在学校分的宿舍里。

他看到我来，很是惊讶：＂苏志明？你小子，都多少年没见了，咋想起来看老师了？＂

我一五一十地把事情经过告诉了黄老师，请他帮我作证，当年到底是不是他安排我和杨晓芬同桌的。

黄老师听完哈哈大笑：＂苏志明啊苏志明，你个傻小子！当年是你主动跟我说，想和杨晓芬同桌的！我哪敢随便安排学生啊！＂

我猛地拍了下自己的脑门：＂黄老师，您能不能写封信，证明一下这事？＂

黄老师欣然同意，当场写了一封信：＂兹证明，1985年春季，高二（3）班学生苏志明主动申请与学生杨晓芬同桌...＂

拿着黄老师写的证明信，我请了年假，直奔北京。

在她公司门口等了三天，终于等到下班的杨晓芬。

那天天气不好，淅淅沥沥地下着小雨，我站在公司大门对面的报亭旁，一手打伞，一手紧紧攥着那封信。

＂杨晓芬！＂我喊道。

她惊讶地回头，看到是我，又惊又气：＂你来干什么？＂

我二话不说，把黄老师的信塞给她：＂看完再赶我走！＂

她站在路灯下，慢慢展开信纸。

读着读着，她的眼泪滚落下来，和雨水混在一起，分不清哪是哪。

＂傻丫头，我喜欢了你八年了，从高中到现在。＂我突然感到一股莫名的勇气，声音因激动而颤抖，＂当年我主动要求和你同桌，不是因为同情，是因为我心疼你，喜欢你的坚强和善良。＂

雨下得更大了，我们俩都没打伞，任雨水淋湿衣裳。

＂八年了，我等了你八年，就算你现在条件比我好，我也不会放弃...＂

没等我说完，她扑进我怀里，哭得像个孩子：＂苏志明，你个傻子！我以为...我以为你只是可怜我...＂

我紧紧抱住她，感受着她的温度和心跳。

那一刻，仿佛回到了高中时代，回到了那个充满阳光的教室，回到了我第一次对她心动的时刻。

1995年春天，我们结婚了。

婚礼很简单，就在我厂里的俱乐部，摆了十几桌，大部分是熟人和亲戚，但我们都很幸福。

黄老师专程从省城赶来，给我们当证婚人。

他举着酒杯，眼含热泪：＂我教了一辈子书，最欣慰的事就是看到学生们长大成人，组建幸福的家庭。＂

杨晓芬的父母特意从县里来，带了自家做的豆腐，说是要让大家都尝尝＂女婿当年最喜欢的豆腐＂。

杨晓芬辞去北京的工作，回到省城陪我。

她说，事业固然重要，但家人更重要。

后来她自己开了家翻译公司，主要做医药方面的翻译，生意越做越大。

我继续在厂里上班，后来通过夜校进修，成了技术主管。

我们买了房子，有了孩子，日子越过越好。

二十年后，每次有新朋友问我们怎么认识的，杨晓芬就会笑着对我眨眨眼：＂就是我有狐臭，全班就他一个人愿意跟我坐同桌。＂

然后我会接上一句：＂可不是嘛，亏大发了，一辈子都赖上我了！＂

其实我知道，那不是亏，而是我这辈子最大的福气。

那条她亲手织的围巾，我们一直珍藏在老房子的柜子里。

每当看到它，我就会想起那个瘦弱却坚强的女孩，和我们一起走过的漫长岁月。

去年冬天，我在旧物堆里翻出了一个泛黄的小本子，上面密密麻麻记着当年杨晓芬教我的数学公式。

扉页上有她的字迹：＂希望有一天，能遇到一个不嫌弃我气味的人。＂

我把本子递给她看，她看完，泪水模糊了双眼。

＂傻丫头，现在知道了吧，你遇到的不只是不嫌弃你的人，而是爱你的人。＂

她轻轻靠在我肩上，窗外小雪纷飞，屋内温暖如春。

那一刻，我忽然明白，缘分这东西，就像是数学题，看似复杂，其实答案很简单—那就是爱，不管你有什么缺点，都愿意包容的爱。

女同学狐臭，全班就我愿和她坐同桌，如今我娶了她才明白捡到了宝

同桌的她

＂周志强，你真要和林小梅坐一起？＂班主任李老师推了推鼻梁上的赛璐珞眼镜框，眉头紧锁，＂她那个情况，你知道的...＂

我没有回答，只是点了点头。

那是1987年的春天，改革开放的春风刚刚吹进我们这座东北老工业城市。

我叫周志强，生在东北一座工业城市的国企大院，父亲是机械厂的车间主任，母亲在厂医院当护士。

那时的大院生活，是钢与火的交响，是汽笛与机械的轰鸣，更是一种朴实无华的烟火气。

大院里的孩子们，从小就在工人师傅们的吼声和笑声中长大，耳濡目染了那种不善言辞却坚韧朴实的品格。

我们四班那年迎来了转校生林小梅，她和父母从隔壁造纸厂的家属院搬来。

她留着齐耳的短发，身材瘦小，眼睛却格外明亮，像是装着星星。

刚开始，大家对这个安静的女孩子还挺友好，可不到一周，情况就变了。

原因很简单——她有狐臭，而且异常严重。

在那个连空调都是奢侈品的年代，教室里只有两台吊扇，夏日的午后，闷热的教室里，那股刺鼻的气味便无处可逃。

＂哎呀，又臭了！＂每当这时，总有人故意大声嚷嚷。

小梅的脸一下子就红了，低着头，恨不得把自己缩成一团。

久而久之，同学们开始躲着她，课间操没人愿意和她站一排，吃饭时她的桌子旁边总是空荡荡的。

甚至有人给她起了个外号，叫＂臭丫头＂。

那些嘲笑和排挤，就像一把无形的刀，一刀一刀地切割着一个十六岁姑娘的自尊心。

我看着她日渐消瘦的背影和躲闪的目光，心里不是滋味。

她总是独自一人，即使在盛夏，也把自己裹在宽大的校服里，仿佛要把全身都藏起来。

那个年代，这样的毛病几乎是种耻辱，更何况是对一个青春期的女孩子。

一次偶然的机会改变了我对她的看法。

那天放学后，我去厂医院找值班的母亲，路过诊室时，无意中听到了小梅和她母亲的对话。

＂妈，我不想去学校了...＂她哽咽着，声音里满是委屈和绝望，＂他们都说我脏，说我臭...我，我受不了了...＂

＂闺女，别这样，娘知道你受委屈了，可学还是得上啊！＂她母亲的声音又急又疼，＂咱们不是一直在治吗？再坚持坚持...＂

那一刻，我站在门外，心里像是被什么东西狠狠敲了一下。

我突然明白了什么叫＂尊严＂这个词。

第二天，班主任李老师宣布要重新调整座位。

事情很简单，原本和小梅同桌的女生王丽丽，她妈找到了李老师，说女儿被那气味熏得头晕，非要换座位不可。

教室里窃窃私语，李老师环视一圈，显得有些为难。

＂我和她坐一起。＂我举起手，声音不大，却足够清晰。

教室里一下子安静了，所有人都用一种＂你疯了吧＂的眼神看着我。

连李老师都愣了一下，然后才有了开头那句话。

回家路上，我室友张铁军追上来，拍着我的肩膀直摇头：＂老周啊老周，你这不是自讨苦吃吗？那味儿，啧啧...＂

＂闭嘴吧你！＂我推开他的手，＂人家也不想那样，你们笑话她，对她就有好处了？＂

＂嘿！该不会是看上人家了吧？＂张铁军挤眉弄眼，一脸坏笑。

＂滚一边去！＂我白了他一眼，心里却泛起一丝莫名的涟漪。

第一天同桌，小梅几乎一句话都没和我说，紧张得像只受惊的小鹿。

她把课桌中间的分界线画得极为明显，生怕自己越界一毫米。

她甚至不敢动，就那么僵直地坐着，仿佛这样气味就不会扩散一样。

那股气味确实很冲，但我早有准备，在口袋里塞了一小瓶风油精，偶尔闻一闻，倒也能坚持。

＂你会不会做这道题？＂我故意在数学课上问她，指着习题册上的一道难题。

她愣了一下，轻声说：＂把这个数代入方程，然后...＂

小梅的声音很轻，却很好听，像是风吹过芦苇一样柔和。

原来，小梅学习非常好，特别是语文和英语，几乎每次都是满分。

数学也不差，只是缺乏一些做题技巧。

渐渐地，我们开始了学习上的互帮互助。

她帮我改进英语发音，我则教她一些数学的解题思路。

每当我在某道题上犯难，她总会耐心指点，那种专注的样子，让我觉得特别可爱。

母亲很快发现我书包里的风油精，好奇地问我用来做什么。

我支支吾吾地说是头晕，她半信半疑，却也没多问。

直到一天傍晚，她值班回来，叹了口气：＂今天见到林小梅了，可怜见的，才十几岁就有那毛病，难怪在学校没朋友。＂

＂她有朋友！＂我不知为何有些激动，＂她有我这个朋友！＂

母亲惊讶地看着我，然后了然地笑了：＂怪不得你最近老用风油精，原来是...＂

＂妈，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帮帮她？＂我急切地问。

母亲沉思片刻：＂西医对这个治疗效果确实有限，不过...我记得你姨妈在中药房工作，也许可以试试中药调理。＂

就这样，我托在市中药房工作的姨妈配了一些祛热祛濕的中药，用红纸包好，悄悄塞进小梅的书包，还夹了张纸条：＂试试看，也许有用。别问是谁，就当是某个关心你的人吧。＂

字迹我刻意写得陌生，生怕她认出来。

几天后，她居然主动和我说话了：＂周志强，谢谢你借我的笔记，很有用。＂

她递给我一个用红纸包着的小盒子，里面是几块松花糕，那是当时东北很常见的小点心。

＂我妈做的，你尝尝。＂她微微一笑，露出两个小小的酒窝。

那一刻，我突然觉得心里像被什么东西撞了一下，暖暖的。

＂好香啊！＂我故意夸张地说，然后看到她的脸唰地一下红了。

从那以后，我们的关系慢慢亲近起来。

一年级的下学期，四班合唱团选拔新成员，我鬼使神差地报了名。

＂你五音不全你知道不？＂张铁军笑得前仰后合，＂上次校运会你唱《运动员进行曲》，連老張家那只老母鸡都被你吓得三天没下蛋！＂

我也知道自己五音不全，但我发现小梅报了名，而且她有一副好嗓子。

果不其然，选拔那天，音乐老师面无表情地对我说：＂周志强同学，感谢你的热情，但是...音乐需要天赋，明白吗？＂

周围响起一阵窃笑，我有些窘迫地低下头。

放学路上，小梅突然追上来：＂其实...我可以教你唱歌。＂

＂啊？＂我有些意外。

＂你音准差了点，但节奏感不错，多練練就好了。＂她认真地说。

就这样，每周三放学后，我们会在空无一人的教室里＂加練＂。

她教我基本的发声方法，耐心地一遍遍纠正我的音准。

那段时间，是我人生中最快乐的日子之一。

有时候，她会唱一些我没听过的歌，声音清亮动人。

＂这是什么歌？＂我好奇地问。

＂《绒花》，是一部叫《芙蓉鎮》的电影主题曲。＂她眼睛亮亮的，＂我爸爸有录像带，特别好看。＂

＂那什么时候我可以去你家看看这部电影？＂话一出口，我就后悔了，生怕她误会。

没想到她点了点头：＂行啊，这个周末吧，我爸妈都在家。＂

周末那天，我第一次去了小梅家。

他们家住在厂区的老式楼房里，两室一厅的格局，陈设简单却整洁。

林叔叔是造纸厂的技术工人，脸庞黝黑，手掌粗糙，说话声音洪亮。

阿姨在厂食堂工作，是个和善的中年妇女，做的饭菜香极了。

＂小周啊，听小梅说你学习挺好的，還跟她換著教功課呢！＂林叔叔热情地拍着我的肩膀，＂來來來，多吃点，长身体啊！＂

阿姨则不停地往我碗里夹菜：＂瞧瞧，都瘦成什么样了，是不是学校食堂伙食不好啊？＂

饭后，我们在客厅的十四英寸彩电上看了《芙蓉鎮》的录像带。

那是我第一次看这部电影，被里面的故事深深打动。

更让我感动的是，看到小梅在家中放松的样子，和她与父母之间那种朴实无华的亲情。

走的时候，阿姨悄悄塞给我一袋包子：＂带回去当早饭吃，省得在学校买了。＂

我感受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温暖。

日子一天天过去，我发现小梅的狐臭情况似乎有所好转。

她也不再那么自卑，偶尔会和其他女生一起参加班级活动。

那个曾经给她起外号的男生刘大壮，有一次故意在她经过时捂鼻子，被我狠狠瞪了一眼。

＂你小心点，小梅可是我朋友！＂我压低声音警告他。

＂哟，护花使者啊？＂刘大壮撇撇嘴，却也不敢再明目张胆地嘲笑她了。

高二那年冬天，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雪把整个城市都冻住了。

学校提前放学，让我们赶紧回家避寒。

我正准备离开，却发现小梅一个人站在校门口，脸色发白。

＂怎么了？＂我走过去问。

＂我爸妈都在上班，钥匙忘带了...＂她咬着嘴唇，＂这雪这么大，不知道他们啥时候能回来。＂

我二话没说，把自己的棉手套脱下来给她戴上：＂走，先去我家避避。＂

母亲值夜班不在家，父亲出差去了哈尔滨，家里只有我一个人。

小梅有些犹豫，但看着越下越大的雪，还是跟我回去了。

这是她第一次来我家。

我家住在机械厂的青年公寓，两居室，比她家稍大一些，但也简朴。

厨房里只有些挂面和鸡蛋，我手忙脚乱地煮了两碗鸡蛋面。

＂你会煮面啊？＂小梅有些惊讶。

＂必须的！＂我得意地说，＂我爸妈经常加班，我从小就学会自己弄吃的了。＂

其实那是我第一次煮面，面条软塌塌的，鸡蛋也没打散，漂浮在上面像一只眼睛。

小梅却吃得很香，还夸我手艺好。

窗外的风雪越来越大，天色也渐渐暗了下来。

＂要不...我送你回去吧？＂我有些担心地说。

＂不用了，我爸妈应该快回来了，我打个电话问问。＂小梅走向墙角的黑色转盘电话机。

那时候能装上电话的家庭还不多，我家是因为父亲是车间主任才有这个＂特权＂。

打完电话，小梅的脸更白了：＂他们被困在厂里了，让我找同学家住一晚上...＂

我一下子慌了：＂那...那...＂

＂我去找王丽丽吧，她家就在附近。＂小梅勉强笑了笑。

＂外面雪这么大，而且...＂我没好意思说下去，王丽丽就是那个嫌弃她的前同桌。

最后，经过一番艰难的思想斗争，我们决定我去睡父母的卧室，把我的房间让给小梅。

那晚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总担心第二天会有闲言碎语。

天刚亮，我就听到厨房里有声音。

小梅已经起来，正在煮稀饭，还找出了几个咸鸭蛋和一罐腐乳。

＂昨晚谢谢你了。＂她红着脸说，＂我...我爸妈让我今天一早就回去。＂

我点点头，心里却有一丝说不出的失落。

吃过早饭，我送她到楼下，雪已经停了，阳光照在积雪上，亮得刺眼。

＂小心点，路滑。＂我说。

她点点头，突然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布包：＂这是我奶奶从农村带来的香囊，说是可以...可以辟邪安神，你留着吧。＂

我接过来，才发现那香囊上绣着一朵素雅的兰花，针脚细密，一看就是费了心思的手工。

＂你奶奶真有心。＂我笑着说。

＂其实...＂她咬了咬嘴唇，＂是我绣的。＂

说完，她转身跑开了，留下我一个人在雪地里，捧着那个散发着淡淡草药香的香囊，心跳如擂鼓。

高三那年，小梅的狐臭问题明显好转了，几乎闻不到什么气味了。

她也开朗了许多，和班上的女生们有了说有笑，甚至参加了学校的文艺汇演，朗诵了一首顧城的《一代人》。

那天晚上，她穿着一件淡蓝色的连衣裙，站在舞台中央，声音清亮有力：＂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

台下掌声雷动，我在角落里看着她，心里满是自豪。

高考前夕，压力如山般压在每个人身上。

我和小梅依然是同桌，互相鼓励，一起复习。

有一天，她突然问我：＂你想考哪所大学？＂

＂北师大吧，我想当个语文老师。＂我说出了自己的梦想。

＂我想考医学院。＂她眼睛亮亮的，＂我想研究一些特殊疾病的治疗方法，帮助那些和我一样的人。＂

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她已经把曾经的痛苦化为了前进的动力。

＂你一定能行！＂我由衷地说。

最终，高考成绩出来了，小梅超常发挥，被省医科大学录取。

而我，只差了两分，没能考上北师大，最终被南方一所师范学院录取。

临别前的那个夏夜，我们站在厂区的小广场上，仰望着星空。

＂谢谢你，志强。＂她轻声说，眼里泛着泪光，＂这些年，如果没有你...＂

＂别这么说。＂我打断她，＂是你自己坚强。＂

＂那些中药方子是你放的吧？＂她突然问，＂还有那张纸条，我一直留着呢。＂

我愣了一下，没想到她猜到了。

＂我就知道是你。＂她微笑着，眼泪却滑落下来，＂只有你会这么做。＂

我慌乱地掏出手帕给她擦泪，却不小心碰到了她的脸颊，柔软温热。

＂我们...会不会就此分开？＂她问，声音有些颤抖。

＂不会的。＂我握住她的手，＂我会给你写信，等我们毕业...＂

话没说完，她就踮起脚尖，在我脸上轻轻一吻：＂我等你。＂

大学四年，我们靠着书信维系着这段感情。

每个月，那个熟悉的信封都会准时出现在宿舍的信箱里。

她的字迹清秀工整，就像她的人一样，安静而坚定。

信中，她告诉我医学院的课程有多难，解剖课上她如何克服恐惧，实习期间如何被病人感动...

我则写着南方的雨季有多长，普通话训练课如何让我这个东北大汉吃尽苦头，以及我如何在教育实习中逐渐爱上了这个职业。

毕业那年，我们都收到了留在当地工作的邀约。

经过一番痛苦的抉择，我决定回东北，而她，则留在了省城的医院。

回到家乡，我被分配到市一中任教，日子平淡而充实。

我们的通信频率开始下降，她越来越忙，我也陷入了工作的漩涡中。

偶尔通个电话，声音里都带着疲惫。

渐渐地，我开始担心，这段感情是否能熬过时间和距离的考验。

那年冬天，父亲突发心肌梗塞，我赶到医院时，他已经被推进了手术室。

母亲坐在走廊的长椅上，手里紧握着一串佛珠，嘴里不停地念叨着＂阿弥陀佛＂。

我从未见过向来坚强的她如此脆弱的样子。

三个小时后，医生走出来，摘下口罩，说手术很成功，父亲已经脱离危险。

那一刻，我和母亲相拥而泣。

父亲住院期间，我每天往返于学校和医院之间。

一周后的一个下午，我走进病房，看到一个熟悉的背影正在给父亲测量血压。

＂小梅？＂我惊讶地叫出声。

她转过身，脸上的疲惫一扫而空：＂志强！＂

原来，她刚刚调到市医院工作，成了心内科的住院医师。

命运的齿轮就这样神奇地转了回来。

＂小周啊，这位漂亮的小大夫，认识？＂父亲躺在床上，精神比前几天好多了。

＂您好好养病，别瞎操心。＂我红着脸说。

小梅笑着离开了病房，临走时用口型对我说：＂五点，门诊楼前。＂

下午五点，我准时出现在门诊楼前的梧桐树下。

她换了一身便装，青春靓丽，哪还有半点疲惫的样子。

＂怎么不告诉我你要回来？＂我有些埋怨地问。

＂想给你个惊喜啊。＂她促狭地笑着，＂而且我自己也是前天才知道调令下来的。＂

我们去了大学时代常去的那家面馆，老板居然还认得我们。

＂哟，这不是当年那对小情侣吗？＂老板娘热情地招呼我们，＂多少年没见了？还以为你们结婚去外地了呢！＂

小梅红着脸解释我们只是同学，老板娘却意味深长地一笑：＂是吗？我看你们眼神可不像呢！＂

一碗刚出锅的热腾腾的牛肉面，就着爽口的泡菜，我们聊起了这几年的经历。

＂其实，我一直在研究狐臭的治疗方法。＂小梅告诉我，＂我的毕业论文就是关于这个的，还得了优秀呢！＂

＂真的？＂我有些惊讶，＂那...你自己的情况完全好了吗？＂

她点点头，眼里闪着自豪的光芒：＂中西医结合，效果很好。我现在还在跟进一个临床研究，专门针对这类问题。＂

听着她自信地讲述自己的研究，我的心里涌起一阵暖流。

那个曾经因为狐臭而自卑的女孩，如今已经成长为一个自信的医者，还要去帮助和自己有同样困扰的人。

两个月后，一个星期一的班会课上，我正在讲台上讲话，教室门突然被推开。

＂不好意思，打扰一下。＂一位家长模样的女士走了进来，＂我是来找周老师的。＂

当我抬起头，看清来人时，惊讶地说不出话来。

是小梅！

她穿着一身干练的职业装，手里拿着一个文件夹，看起来既陌生又熟悉。

＂林医生？＂我故作正经地问，＂有什么事吗？＂

＂周老师，我想和您聊聊我儿子小强的情况。＂她一本正经地说。

同学们好奇地看着我们，议论纷纷。

放学后，我们在办公室笑作一团。

＂看把你吓的，脸都白了！＂她打趣道。

＂你这突然出现，搞得跟视察似的，能不吓人吗？＂我抱怨着，心里却是甜的。

＂来，这个给你。＂她递给我一个信封，＂我爸妈让我带给你的。＂

信封里是一张请柬，原来林叔叔要过六十大寿，特意邀请我去参加。

＂这么重要的日子，你可得准备个像样的礼物。＂她叮嘱我。

＂那你得给点建议啊，叔叔喜欢什么？＂我问。

＂他啊，就喜欢下象棋，还有听评书，《三国演义》听了不知道多少遍了。＂

就这样，我买了一套精装的《三国演义》和一副上好的象棋，去参加了林叔叔的寿宴。

酒过三巡，林叔叔喝得脸红红的，拉着我到一边：＂小周啊，我看你就是实在人，小梅这孩子，从小就懂事，就是因为那个毛病，受了不少委屈...＂

＂叔叔，那都过去了。＂我忙说，＂小梅现在多好啊，是个了不起的医生。＂

＂就是啊！＂林叔叔拍着我的肩膀，＂所以我和她妈商量好了，你们年轻人的事，我们不掺和，但是...＂

他压低声音：＂如果你有那个心思，我和她妈都举双手赞成！＂

我一时语塞，脸上发烫。

＂爸！你又喝多了！＂小梅过来解围，拉着林叔叔去休息。

送走客人后，我留下来帮忙收拾。

厨房里，阿姨一边洗碗一边对我说：＂小周啊，别介意你叔叔的话，他就那性格，心里想啥嘴上就说啥。＂

＂没事的，阿姨。＂我笑着说，＂我知道叔叔是为小梅好。＂

＂你们年轻人，慢慢来，不着急。＂阿姨和蔼地说，眼神却充满期待。

那天晚上，小梅送我到楼下，月光洒在她的脸上，美得像一幅画。

＂对不起啊，我爸那人就是......＂她有些歉疚地说。

＂没事。＂我看着她的眼睛，＂其实...我也是有那个心思的。＂

她愣了一下，然后笑了：＂真的？＂

＂真的。＂我鼓起勇气，握住了她的手，＂我想...我们可以试试看。＂

就这样，我们开始了正式的恋爱关系。

工作日的晚上，我们会在医院或学校附近吃个简餐，周末则一起去看电影、爬山或者只是在公园里散步。

渐渐地，校园里有了闲言碎语。

＂听说了吗？周老师找了个有狐臭的女朋友。＂

＂真的假的？我看那女医生挺漂亮的啊，哪像有那毛病的人？＂

＂谁知道呢，反正我听隔壁班的李主任说的，说是从小就有，臭得很...＂

这些话传到了我的耳朵里，我气得脸色发白。

＂别生气了。＂小梅安慰我，＂这种事，不值得。＂

＂凭什么这样说你？你明明已经...＂我咬牙切齿地说。

＂志强，＂她打断我，神色严肃，＂我从不否认自己曾经有过这个困扰，那是事实，我也不觉得这有什么可耻的。＂

她的眼神坚定而平静：＂重要的是，我没有因此放弃自己，而是用它来激励自己前进。那些闲言碎语，就让它们随风而去吧。＂

听着她的话，我的心慢慢平静下来。

这就是我爱的女孩，勇敢、坚强、充满智慧。

半年后，在我们相识十周年的那一天，我在市中心的公园里向她求婚。

没有鲜花，没有钻戒，只有一枚用红绳穿着的玉佩，那是我家祖传的信物。

＂配不上你。＂我有些羞赧地说，＂等我再多攒些钱，一定给你买个大钻戒。＂

＂傻瓜。＂她把玉佩戴在脖子上，＂这比什么钻戒都珍贵。＂

婚后，我们租了一套小两居，简单温馨。

小梅依然坚持她的研究，还在医院创办了一个互助小组，专门帮助那些有狐臭困扰的患者。

我则在学校兢兢业业，当上了年级组长。

生活平静而充实，偶尔也会有争吵，但总能很快和好。

三年后，我们有了自己的孩子，一个健康的男孩。

有一天晚上，我抱着熟睡的儿子，看着他粉嫩的小脸，心中感慨万千。

小梅走过来，轻轻抚摸着儿子的脸蛋：＂他长得真像你，特别是眼睛。＂

＂鼻子像你，又挺又直。＂我笑着说。

＂志强，＂她突然正色道，＂你后悔吗？＂

＂后悔什么？＂我诧异地问。

＂就是...当初选择和我在一起。＂她目光闪烁，＂如果不是因为我那个问题，也许你早就...＂

我轻轻打断她：＂别傻了，我何止不后悔，我还要感谢命运呢！＂

看着她疑惑的目光，我继续说：＂正是因为那个所谓的＇缺陷＇，我才有机会成为你的同桌，才能认识真正的你——聪明、善良、坚强的你。＂

我亲吻她的额头：＂你知道吗？在我眼里，你从来都是最美的，无论外表如何，你的内心，才是真正闪耀的地方。＂

她的眼里泛起泪光，依偎在我的肩头。

窗外，月光如水，洒在我们一家三口身上。

这一刻，我想起了多年前那个教室里孤独的女孩，想起了她明亮却充满忧伤的眼睛，想起了青春期那些跌跌撞撞的心动与心痛。

生活教会我最珍贵的一课：真正的美丽从不外显，而美好的缘分，总会以最意想不到的方式，回馈给那些心存善良的人。

那个当年被嘲笑的女孩，如今已是拯救许多人的医者；而我，一个普通的中学教师，何其有幸，能够成为她生命中的那个人。

每当看着她忙碌的背影，我都会想起母亲常说的一句老话：＂有福之人，必有福相。＂

如今我才明白，所谓福相，不是指容貌，而是一个人的精神、品格与灵魂。

而我，无疑是这世上有福之人中的佼佼者。

因为我有她——我的同桌，我的妻子，我生命中最珍贵的那束光。

女同学有狐臭，只有我和她坐一起，后来我俩成婚才知道自己捡了宝

同桌的芬芳

＂周明哲，你又要和杨小芬坐一起？＂班长不可思议地看着我，＂没人愿意跟她坐，你到底图什么？＂

我没回答，只是默默收拾书本。

一九七七年初的那个开学日，教室里弥漫着刺骨的寒气，窗外白雪皑皑。

我和杨小芬成了同桌，不是因为志愿，而是别无选择。

那时候的高中教室，几乎所有人都避开杨小芬。

倒不是她学习差，相反，她是班上的尖子生。

只因她有一个无法掩盖的秘密——狐臭。

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连肥皂都得凭票供应，更别提什么除味剂了。

我清楚地记得第一次和杨小芬坐在一起的情景。

教室里的木质长条桌已经被使用了不知多少年，边缘被磨得发亮，桌面上刻满了各种痕迹。

坐下后，我不自觉地把身子往远离她的方向挪了挪，眼睛看着黑板，心思却全在那若有若无的气味上。

＂对不起啊。＂杨小芬低着头，声音几乎听不见。

她那句轻轻的道歉，让我顿时有些愧疚。

＂没事，教室里人多，空气本来就不好。＂我随口答道，努力让自己显得自然些。

杨小芬是个瘦小的姑娘，长得并不出众，但眼睛很有神，说话声音轻轻的，像春风拂过稻田。

她穿着一件蓝色的棉袄，已经洗得有些发白，却总是收拾得干干净净。

她的书包是用父亲旧军装改的，上面还能隐约看见补丁的痕迹。

和其他同学不同，她从不参加课间的打闹，总是安安静静坐在位置上看书或做题。

开始时我也很不自在，上课总是不自觉地往座位边缘靠。

她察觉到了，眼神里满是羞愧，却强装若无其事。

北风呼啸的冬日，教室里冷得能看见呼出的白气，我们就挤在教室后面那个小煤炉旁读书。

＂你要不想坐，我可以请班长……＂一次自习课上，她突然低声说道。

＂没事，我只是在想物理题。＂我随口搪塞。

那一刻，她抬起头，眼睛里的感激让我心里一热。

从此，我俩渐渐熟络起来。

杨小芬学习好，特别是数学和物理，常常不厌其烦地给我讲题。

我当时最头疼的就是数学，她讲解时总是耐心十足，从不催促，直到我完全明白为止。

＂你看，这个公式其实很简单，就像咱们村里的老李头砍柴，先找对地方下刀，剩下的就容易了。＂她总是能找到些生活中的例子，让抽象的公式变得好理解。

我呢，则在体育课上帮她打水，替她挡掉别人异样的目光。

那时候的自来水还不普及，学校的水房总是排长队。

每到冬天，打水更是一种考验，水房外的地面结冰，手指冻得通红，水桶一不小心就会洒出来。

我总是主动帮她打水，她则会在我做作业时悄悄把橡皮和铅笔推到我桌边。

就这样，在那个物质贫乏的年代，我们用最朴素的方式表达着友谊。

北方的冬天格外漫长，窗户上结着厚厚的冰花，早读课时，我们的呼吸在空气中凝结成白雾。

我和杨小芬总是最早到教室的，趁人少，她会打开水壶，往煤炉上添几块煤，然后拿出课本开始预习。

有时候，我会带一些家里种的萝卜或是土豆，放在煤炉上烤熟，香气弥漫整个教室。

＂来，尝尝，俺家地里刚挖的。＂我把烤好的萝卜掰一半给她。

杨小芬总是先推辞，然后在我的坚持下才小心接过，像对待珍宝一样捧在手心，慢慢品尝。

＂真香啊，比肉还香。＂她每次都这么说，眼睛里闪着光。

那个年代的快乐就是这么简单，一个烤红薯，一块烤土豆，就能让人满足一整天。

学校广播里经常放着《红灯记》《白毛女》的唱段，教室后面的黑板报上贴着各种先进人物的事迹剪报。

我们在教室后面的煤炉旁读书、聊天，谈理想、说未来。

她想当医生，我想进工厂当技术员。

＂为啥想当医生啊？＂一天放学后，我随口问道。

杨小芬沉默了一会儿，轻声说：＂我想治好像我这样的人，让他们不再被人嫌弃。＂

她说这话时，眼睛望着远方，充满了坚定。

那一刻，我突然觉得她不再是那个被人避开的女孩，而是有着明确目标的追梦人。

高中三年，我们就这样一起度过。

她的成绩始终名列前茅，而我在她的帮助下，也从班级中下游爬到了中上游。

值得一提的是，久而久之，我竟然完全适应了她身上的气味，甚至有时候都闻不到了。

高三那年春天，正是百花盛开的季节，学校操场边的杨柳抽出了嫩绿的新芽。

校长在晨会上宣布，今年有一个特殊的名额，可以保送到省医学院。

这个消息在全校引起了轰动，特别是我们这些即将毕业的高三学生。

＂小芬，你成绩那么好，肯定有戏！＂我兴奋地对她说。

杨小芬只是摇摇头：＂我家庭成分不好，爷爷是旧社会的医生，算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听她这么说，我心里一阵失落。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家庭出身确实是一个无法逾越的鸿沟。

虽然文革已经结束，但很多观念和做法还深深扎根在社会各个角落。

除了保送名额，学校还通知有两个留城名额。

班主任李老师是个四十多岁的中年男人，头发已经有些花白，但教学认真负责。

他在办公室暗示我有希望获得留城名额，但需要在班会上发言表现。

＂明哲，你这孩子各方面都不错，就是要多表现表现自己，别总是闷不吭声的。＂李老师拍着我的肩膀说道。

回到教室，看到杨小芬正在认真复习，我心里突然有了一个想法。

第二天，我趁午休时间，悄悄找到李老师。

＂李老师，我想推荐杨小芬获得留城名额。＂我直截了当地说。

李老师放下手中的钢笔，摘下老花镜，皱着眉头看着我：＂明哲，你知道自己在放弃什么吗？＂

＂知道。但她比我更需要这个机会。＂我坚定地说，＂她想当医生，留在城里更有可能实现这个梦想。＂

＂可是她家庭成分...＂李老师欲言又止。

＂现在不是强调用成绩说话吗？她的成绩全班第一，如果连她都不能获得这个机会，那还有什么公平可言？＂我难得地激动起来。

李老师沉默了许久，最后拍了拍我的肩膀：＂行，我会考虑的。不过，这事先别告诉她。＂

我点点头，转身离开了办公室。

分配结果公布的那天，杨小芬站在公告栏前，眼睛里满是不敢相信的惊喜。

而我，则被分到了郊区一家机械厂。

＂明哲，怎么会这样？＂她找到我，眼睛红红的，＂你家庭条件比我好，成绩也不差，应该留在城里的...＂

我笑着摇摇头：＂挺好的，那厂子福利不错，还包分房子呢。＂

她似乎猜到了什么，咬着嘴唇站在那里，半晌说不出话来。

分配报到前的最后一天，杨小芬约我去学校后面的小树林。

那里是我们常去的地方，有几棵高大的杨树，树下有块平整的石头，是我们经常坐着讨论问题的地方。

春末的下午，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洒下斑驳的光影。

杨小芬坐在石头上，手里攥着一张纸条，却始终没给我。

＂明哲，谢谢你这几年对我的帮助。＂她低着头说，声音里带着哽咽。

＂说啥呢，同学一场，这不是应该的吗？＂我摆摆手，有些不自在。

她抬起头，眼睛里闪着泪光：＂李老师告诉我了，是你推荐我留城的。＂

我愣了一下，没想到李老师会说出来。

＂那又怎样，你成绩好，本来就应该有这个机会。＂我强装镇定。

＂可是...＂她欲言又止，最后只是拿出一个小布包，＂这是我奶奶缝的香囊，你带着，说不定对你有帮助。＂

我接过那个绣着小花的香囊，闻到一股淡淡的中草药香气。

＂谢谢，我会好好保存的。＂我小心地放进口袋。

第二天一早，我坐上了去郊区的班车，通过车窗，我看见杨小芬站在站台上，手里攥着那张始终没有给我的纸条，泪流满面。

车慢慢开动，她的身影越来越小，最终消失在视线中。

郊区的机械厂是当时的重点企业，有完善的工人宿舍和食堂。

我被分配到车间做学徒工，每天和各种机器打交道，倒也充实。

宿舍是六人间，每人一张铁架子床，一个小柜子，简单但整洁。

我和几个来自不同地方的年轻人很快熟络起来，下班后一起打球、听收音机、偶尔去厂里的礼堂看电影。

那个年代的工厂生活其实挺有意思，各种文艺活动不断，篮球赛、拔河比赛、文艺汇演，丰富多彩。

我很快适应了这种生活，只是偶尔会想起杨小芬，不知道她在城里过得怎么样。

我把她给的香囊一直挂在床头，每天睡前都会看一眼，仿佛这样就能和她有某种联系。

时间飞逝，转眼就到了一九八零年。

国家刚刚恢复高考不久，各行各业也都在恢复正常秩序。

我在厂里表现不错，被推荐参加了技术培训，学习新引进的设备操作。

正是这次培训改变了我的命运。

由于操作技能出色，我被调回市里的总厂，负责设备维护工作。

搬回城里的第一天，我就想着要不要去找杨小芬，但又担心贸然出现会打扰她的生活。

毕竟已经三年没有联系，谁知道她现在是什么情况呢？

或许她已经结婚了，或许她已经离开这座城市了。

就这样，我把这个想法压在了心底，专心投入到新的工作中。

市里的工作节奏更快，但待遇也更好。

没过多久，我就在单位分到了一间小平房，虽然只有十几平米，但总算有了自己的一片天地。

一九八二年春天，厂里组织工人去医院做体检。

医院的走廊里人来人往，穿白大褂的医护人员匆匆走过。

我坐在化验室外面的长椅上，等待抽血检查。

＂下一位，周明哲。＂护士打开门喊道。

我走进化验室，意外地发现负责抽血的竟然是杨小芬！

她穿着整洁的白大褂，头发扎成一个简单的马尾，比高中时候丰满了些，也成熟了许多。

＂小芬？＂我惊讶地喊出了声。

她抬头看了我一眼，先是一愣，随即眼睛亮了起来：＂明哲？真的是你？＂

那一刻，仿佛时光倒流，我们又回到了高中教室里。

＂好久不见，你...你现在是医生了？＂我有些结巴地问道。

＂还不是，实习护士而已。＂她笑着说，手里的针管停在半空，＂没想到在这里遇见你，听说你被分到郊区了？＂

＂刚调回来不久，在市里的总厂工作。＂我伸出胳膊，让她抽血。

她熟练地找到血管，轻轻刺入。

＂疼吗？＂她轻声问道，就像当年问我题目是否明白一样。

＂不疼。＂我摇摇头，目光却一直停留在她脸上。

奇怪的是，我完全闻不到当年那个气味了。

抽完血，我本想多聊几句，但后面排队的人越来越多，只好匆匆约她下班后在医院门口见面。

下午五点半，我早早地等在医院大门口，紧张得像个毛头小子。

看到她从医院走出来，我赶紧迎上去。

＂饿了吧？附近新开了家面馆，咱们去尝尝？＂我提议道。

她点点头，笑容还是那么温暖。

面馆不大，但很干净，墙上挂着几幅山水画，收音机里播放着《二泉映月》。

我们找了个角落的位置坐下，点了两碗牛肉面。

＂这几年过得怎么样？＂我迫不及待地问道。

她搅动着面前的茶水，慢慢说起了这些年的经历。

原来她一直在医院实习，同时在医学院夜校进修，忙得不可开交。

＂你呢？厂里怎么样？有没有对象啊？＂她抬头看着我，眼神中带着调皮。

＂工作还行，至于对象...＂我摇摇头，＂一直忙着工作，哪有时间啊。＂

其实，是一直忘不了她。

＂你呢？肯定有不少人追吧？＂我故作轻松地问道，心却提到了嗓子眼。

＂谁追我啊，这不是还单着呢吗？＂她笑着说，但眼神却有些闪烁。

那顿饭，我们聊了很多，从高中的往事到现在的生活，从国家的变化到个人的梦想。

几个小时过去了，仿佛只是眨眼之间。

分别时，我们互相留了联系方式，约好下周再见面。

就这样，我们开始了频繁的见面。

每周末，我都会去医院接她下班，然后一起去公园散步，或者去新华书店看书。

有时候下雨，我们就在小茶馆里坐一下午，听老人讲过去的故事。

春去夏来，不知不觉中，我们之间的感情也在悄然变化。

一个雨后的傍晚，我送她回家，路过一片开满紫丁香的小花园。

空气中弥漫着泥土和花香的气息，格外清新。

＂明哲，你还记得高中毕业那天吗？＂她突然停下脚步问道。

我点点头：＂记得，你拿着一张纸条，但最后没给我。＂

＂你想知道纸条上写了什么吗？＂她的眼睛在路灯下闪闪发光。

＂当然想。＂我的心跳突然加快。

她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泛黄的纸条，小心地展开：＂其实我一直带着它，等着有一天能亲手给你。＂

纸条上只有简单的一行字：＂如果有人能接受真实的我，那才是值得托付终身的人。＂

我抬起头，看着她含着泪水的眼睛，突然明白了很多事情。

＂小芬，我想我是那个人。＂我鼓起勇气说道。

她点点头，泪水终于落下。

我轻轻擦去她的泪水，然后俯身吻了她。

在那片紫丁香的见证下，我们终于走到了一起。

六个月后，我们举行了简朴的婚礼。

厂里的同事和医院的护士们都来祝贺，热闹非凡。

婚后，我们搬进了我那间小平房，虽然简陋，但因为有了她，处处充满了温馨。

生活就这样平静地流淌着，直到一次意外的发现彻底改变了我对杨小芬的认识。

那是结婚三个月后的一个周末，我们决定收拾一下堆满杂物的小阁楼。

在翻找旧物时，我发现了一个古旧的木箱，上面刻着精美的花纹。

＂这是什么？＂我好奇地问道。

杨小芬看了一眼，脸色突然变得复杂起来：＂这是我爷爷的医药箱，我一直带在身边。＂

她小心地打开箱子，里面整齐地摆放着各种中药和工具。

＂你爷爷是中医？＂我惊讶地问道。

她点点头，犹豫了一下，然后说道：＂其实，我有些事情一直没告诉你。＂

坐在小板凳上，她缓缓道出了自己的家族故事。

原来，杨小芬家世代从医，她爷爷是德高望重的老中医，在解放前曾经开过自己的诊所。

＂那你的...那个气味？＂我小心翼翼地问道。

她苦笑了一下：＂其实我的狐臭是可以治的，爷爷有祖传的方子。但在那个年代，显露家庭背景并非明智之举。＂

她解释说，正是因为家庭出身问题，她一直不敢使用爷爷的方子，甚至刻意保留那个气味，作为一种伪装。

＂上医学院后，我才慢慢用爷爷的方子调理好了。＂她轻声说道。

我听完，心中五味杂陈。

＂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呢？＂我有些心疼地问道。

＂我怕你会因为我的家庭背景而疏远我，那个年代，谁知道会发生什么呢？＂她低着头说，＂而且，我也想知道，谁能真正接受不完美的我。＂

我紧紧抱住她：＂傻丫头，那些都不重要。＂

那天晚上，她拿出了更多爷爷留下的医书和药方，向我展示了她家族的医学传承。

让我更惊讶的是，我多年的胃病在她爷爷的几剂中药调理下竟不治而愈。

＂这才是我真正的嫁妆。＂她笑着说，眼睛里满是自豪。

从那以后，我才真正了解了杨小芬家的底蕴和她所承受的压力。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她不得不隐藏自己的家庭背景，独自承受着别人的歧视和嘲笑。

而现在，随着时代的变化，她终于可以光明正大地继承家族的医学传统。

后来，她辞去了医院的工作，在家开了一个小小的中医诊所，专门治疗一些疑难杂症。

我则继续在厂里工作，业余时间帮她打理诊所的杂务。

看着她专注地为病人把脉、开方的样子，我总是感到无比自豪。

诊所渐渐有了名气，不仅周围的邻居经常来，甚至还有从外地专程赶来求医的。

一天晚上，在为一位重病患者连续诊治两天后，她疲惫地坐在椅子上，突然问我：＂明哲，你后悔吗？＂

＂后悔什么？＂我不解地问道。

＂后悔当年和我坐一起，后悔推荐我留城，后悔...娶了我。＂她的声音很轻，带着不安。

我走到她身边，握住她的手：＂傻丫头，这些都是我人生中最正确的决定。＂

她靠在我肩上，轻声说道：＂谢谢你，明哲，谢谢你一直以来的包容和支持。＂

我搂着她，望着窗外的月光：＂其实该说谢谢的是我，如果不是遇见你，我的人生不会这么充实和幸福。＂

在这座正在变化的城市里，我们的小家温馨而踏实。

诊所里每天都有新的病人，我们的生活虽然忙碌，但充满了意义。

我知道，无论时代如何变迁，人与人之间最珍贵的，永远是那份不计得失的真情实意。

生活中的幸福，原来如此简单——有一个懂你、爱你的人在身边，共同面对生活的酸甜苦辣。

每当我看到杨小芬认真工作的样子，我都会想起那个在高中教室里被孤立的女孩，心中充满了感激和爱意。

是她教会了我，真正的价值不在外表，而在内心；真正的财富不是物质，而是精神的富足。

我常常想，如果当年没有和她坐在一起，如果没有那些朝夕相处的日子，我的人生会是什么样子？

或许会更顺利，或许会更富足，但一定不会像现在这样充满意义和温暖。

在这个平凡的小院里，我们的故事还在继续，而我，则甘愿做她生命中那个始终如一的同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