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目录：

• 1、女同学有狐臭，只有我和她坐一起，后来我俩成婚才知道自己捡了宝
• 2、女同学有狐臭，只有我和她坐一起，后来我俩成婚才知道自己捡了宝
• 3、女同学有狐臭，只有我和她坐一起，后来我俩成婚才知道自己捡了宝

女同学有狐臭，只有我和她坐一起，后来我俩成婚才知道自己捡了宝

最好的缘分

＂李忠义，就你这人实在，敢跟王玉兰坐一起！＂老刘拍我肩膀时，教室里哄笑一片。

我假装没听见，继续翻着泛黄的高中课本，那上面记满了密密麻麻的笔记。

那是1988年的秋天，改革开放的春风刚刚吹遍神州大地，人们的衣着还带着那个年代特有的质朴与拘谨。

我正在郑州市第二中学读高三，家家户户都盼着孩子能考上大学，改变命运。

那天早读前，我们班转来一个女生，叫王玉兰，扎着简单的马尾辫，穿着深蓝色的学生装，长得清秀，但有一身说不清道不明的味道。

大家都管那气味叫＂狐臭＂，难闻得很，没人愿意和她坐一起，连平时爱表现的班长都找借口换了座位。

我家在郊区国营砖厂，父亲是工人，常年和泥巴、煤灰打交道，一双手粗糙得像树皮。

母亲在食堂帮厨，每天凌晨四点就起床和面、切菜，衣服上总带着食堂特有的油烟味。

从小在工厂大院长大，见惯了各种人，也练就了一副粗神经，对气味从不挑剔。

那天下午，班主任李老师把我叫到办公室，递给我一杯热乎乎的大麦茶。

＂忠义啊，你能不能和新来的王同学坐一段时间？她情况特殊，大家都不愿意...＂

我没等李老师说完就点了头，他紧绷的脸一下子松弛下来。

＂你这孩子，真懂事！你放心，期末我给你加三分操行分。＂

我挠挠头笑道：＂李老师，不用加分，咱爷们儿讲究的就是一个义气！＂

王玉兰坐下那天，我就注意到她衣服里层穿了好几件，像是要把自己封闭起来。

她手腕上还绑着几条毛巾，书包里装着一瓶汗液香体剂，那是当时很少见的奢侈品。

她低着头，声音小得几乎听不见：＂对不起，麻烦你了。＂

我装作若无其事地说：＂没事，咱们好好学习，争取考上大学，那才是正经事！＂

教室后面传来窃窃私语：＂忠义这是捡了个臭媳妇，哈哈哈...＂

我回头怒视，那些声音立刻噤若寒蝉。

起初几天确实有些不适应，但我从来没表现出来，爸妈都教我做人要厚道。

我注意到王玉兰总是很早来教室，四周无人时才敢打开书包。

下课后很晚离开，大概是为了避开人多的时候，怕被人指指点点。

每天她都带着好几套换洗的衣服，装在塑料袋里密封着，课间休息就钻进厕所换一次。

我们班教室在四楼最西边，每到夏天，阳光晒得教室像蒸笼一样。

同学们都穿着短袖汗流浃背，她却始终穿着长袖，把自己捂得严严实实。

有次上体育课，大家都在操场上跑步，只有她一个人蜷缩在教室角落，用毛巾一遍遍擦拭身上的汗水。

我看她可怜，偷偷从食堂买了冰棍，放在她桌上就跑开了。

那根冰棍在夏日的阳光下很快就化成了一滩水，但她看着那滩水，眼中却闪烁着感激的泪光。

有一次，体育课后回教室，几个男生堵在门口不让王玉兰进来。

他们起哄说：＂教室里全是你的臭味，出去透透气吧！有你这样的同学，我们都倒了八辈子霉！＂

王玉兰站在走廊上，脸涨得通红，却一言不发。

我从后面挤过去，把他们推开：＂上课了，都别闹了！你们要是嫌弃，换你们出去！＂

领头的赵明瞪大眼睛：＂忠义，你别犯傻，为了这么个臭丫头得罪哥们不值当！＂

我拉着王玉兰的胳膊进了教室：＂少废话，人人都有难处，你们以后离她远点就是了，别来找麻烦！＂

那些人嘀嘀咕咕散开了，王玉兰的眼睛红红的，但没掉一滴泪。

她轻声说：＂谢谢你，忠义。＂

我不好意思地摸摸鼻子：＂咱们是同学，这都是应该的。＂

随着相处时间长了，我发现王玉兰是个非常聪明的姑娘。

数学题我看半天看不明白，她三两下就能解出来，还能用最简单的方法讲解。

物理化学我也很吃力，但她总有办法用生活中的例子让我明白。

她知道我语文不好，就经常给我讲解课文和作文技巧，教我如何构思，如何遣词造句。

放学后，我们会在教室里多待一会儿，她辅导我功课，我则帮她搬东西、打水。

有次下暴雨，学校周围都积水了，我二话不说脱下解放鞋，背着她趟过淹到小腿的积水。

她在我背上轻得像片羽毛，我能感觉到她身体的紧张和不安。

＂忠义，你别误会，我不是嫌弃你...只是怕你闻到...＂她小声说。

我大声笑道：＂玉兰，咱俩坐了大半年同桌，我早就习惯了，你别总把这事挂心上。＂

放她下来后，我看见她眼中闪烁着什么，但很快就被雨水模糊了。

我不记得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习惯那种味道的。

或许是习惯了她认真讲题时专注的神情，习惯了她每次为我讲解后微微上扬的嘴角。

也习惯了她在众人异样目光中的坚强，习惯了她每天早来晚走的身影。

有时下雨天，我会把从家里带来的旧雨伞塞给她，自己却淋着雨跑回家。

母亲看我全身湿透，心疼地数落：＂你这孩子，雨伞哪去了？＂

＂借给同学了。＂我随口应道，却没说是谁。

那段时间，工厂里不景气，父亲的工资一拖再拖，家里经济紧张。

母亲省吃俭用，却执意给我买了一套新校服，说：＂马上要高考了，得穿得精神点！＂

我舍不得穿那套崭新的校服，直到有一天王玉兰小声对我说：＂忠义，你穿新衣服真好看。＂

那天晚上回家，我对着破旧的镜子照了又照，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滋味。

高三下学期文理分班，我因为理科成绩还不错，去了重点理科班，王玉兰去了文科班。

最后一天一起上课，我们谁都没提分开的事，只是比平时多做了几道题。

放学铃响，她收拾好书包，轻声说：＂李忠义，谢谢你这一年。＂

我挠挠头，憨笑着说：＂考上大学记得写信，地址还是老地方——砖厂宿舍楼203。＂

她点点头，转身离开，背影在夕阳下拉得很长。

我以为我们还会有联系，可是高考后的暑假，我托人带了几次信都石沉大海。

后来听说她考上了省城的师范学院，我则因为分数差了几分，去了本地的职业技术学校。

世事无常，命运弄人，此后再无音讯。

时光荏苒，转眼八年过去。

国企改革大潮汹涌，许多人下岗回家，我却因为技术过硬，在郑州一家机械厂当上了技术员。

那年冬天，厂里发了年终奖，我请几个工友搓了顿麻辣烫，又去电影院看了场《闻香识女人》。

电影院里人不多，我找到座位正要坐下，却发现旁边坐着一个熟悉的身影。

她变了很多，头发烫成了当时流行的大波浪，穿着时髦的套装，涂着淡淡的口红。

最明显的是——那种特殊的气味，已经闻不到了。

我愣在原地，不敢相认，怕认错人闹笑话。

＂忠义？真的是你！＂她抬头认出了我，眼睛亮亮的，里面盛满了惊喜。

我结结巴巴地回应：＂玉...玉兰？真是你啊！＂

电影里阿尔·帕西诺跳着探戈，我却一个镜头也没看进去，满脑子都是高中那些回忆。

电影散场后，我们去了附近的＂老杨家面馆＂，那是八十年代末期我们学校附近的网红小吃店。

她点了一碗牛肉面，我要了羊肉泡馍，熟悉的味道勾起了许多往事。

＂听说你去了师范学院，现在当老师了？＂我好奇地问。

她摇摇头，告诉我她在一家外贸公司工作，负责和国外客户对接，经常出差，年收入是我的好几倍。

＂那你现在...结婚了吗？＂我小心翼翼地问，心里忐忑不安。

＂还没有，工作太忙，而且...＂她顿了顿，＂我有些顾虑。＂

吃饭时她无意中提到自己父母很着急她的婚事，都快三十的人了，还单着。

＂你呢？结婚了吗？有对象吗？＂她直视我的眼睛问道。

＂还没有，工作稳定，但条件一般，姑娘们看不上。再说现在房价涨得厉害，我的工资...＂我笑着回答，有些无奈。

那顿饭吃了两个多小时，仿佛有说不完的话。

结账时我抢着付钱，她却悄悄把钱塞给了服务员，回头冲我调皮地眨眨眼：＂今天算我的，下次你请。＂

＂那说好了，下次我请！＂我心里暗自高兴，这意味着还有下次见面。

果然，之后我们经常见面，有时候去看电影，有时候去公园散步，有时候就在街边小摊上喝碗豆腐脑。

我发现她性格变了许多，不再像高中时那样内向自卑，言谈举止间透着自信和从容。

有一次，我送她回家，发现她住在市中心新开发的商品房小区，保安看到她，恭敬地喊＂王小姐好＂。

她的家装修得很漂亮，家电都是最新款的，茶几上摆着外国品牌的化妆品。

参观完她家，我越发觉得我们之间的差距太大，也越发自卑。

回家的路上，我心事重重，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这样的差距。

第二天，我找借口推掉了和她的约会，之后几天也都说自己加班，没时间见面。

一周后的晚上，我加完班回到单身宿舍，发现她居然站在门口，手里提着两袋子东西。

＂你要躲我到什么时候？＂她直截了当地问。

我支支吾吾说不出话来，只好请她进屋。

宿舍只有十几平米，简陋得很，一张单人床，一个衣柜，一张书桌，墙上贴着几张体育明星的海报。

她环顾四周，然后从袋子里拿出熟食、水果和两瓶啤酒，在简易的折叠桌上摆好。

＂忠义，我有事要告诉你。＂她给我倒了一杯啤酒，认真地说。

我心里咯噔一下，以为她要宣布什么不好的消息，比如要出国或者已经有了男朋友。

她却从包里拿出一个精致的小瓶子，递给我：＂闻一下。＂

我将信将疑地打开瓶盖，一股淡雅的香气扑面而来，像是某种高级香水。

＂好闻吗？＂她问。

＂很好闻，是送给女朋友的礼物吗？＂我故作轻松地问。

＂这是用我的汗液提取的香精，调配出来的香水。＂她平静地说。

我瞪大了眼睛，一时说不出话来。

＂记得我高中那个＇特殊体质＇吧？＂她问，我点点头。

＂大二那年，我去医院彻底检查，一位从德国留学回来的专家告诉我，我的汗液中含有一种特殊成分，经过提纯后能做成高级香水的原料。＂

＂这种体质在世界范围内都很罕见，法国一家香水公司找到我，每月收集我的汗液，报酬非常丰厚。＂

＂最初我不敢相信，后来经过多方考察，发现确实如此。我现在每月都要去专门的实验室＇出汗＇几次，他们会将我的汗液收集起来，做成香水基料。＂

我目瞪口呆，半晌才回过神来：＂所以，你的＇缺点＇竟然成了优势？＂

＂是啊，命运有时候就是这么奇妙。＂她微笑着，眼中闪烁着泪光，＂但你知道吗？我一直记得高中时只有你愿意和我坐在一起，只有你从来不嫌弃我。＂

＂那些漫长的、黑暗的日子里，是你给了我继续下去的勇气。＂

她从包里拿出一个旧钱包，从里面小心翼翼地取出一张泛黄的照片：＂看，这是我偷拍的。＂

照片上是一个瘦高的男生站在教室门口，挡在一个女生前面，对着几个男生怒目而视。

那男生穿着洗得发白的校服，倔强地昂着头，眼神坚定而执着。

＂那天我在后面看到了一切，偷偷用相机拍下来，没想到你是这样维护我的。＂她眼圈红了，＂忠义，在我最难熬的日子里，是你给了我尊严。＂

我突然觉得鼻子发酸，那些被我刻意遗忘的往事一幕幕涌上心头。

＂玉兰，我那时候只是觉得同学之间应该互相帮助，没想那么多。＂

＂正是这种＇没想那么多＇的真诚，让我觉得你与众不同。＂她握住我的手，＂这些年，我见过很多人，也经历了很多事，但从没遇到第二个李忠义。＂

那晚我们聊到很晚，她告诉我这些年的经历，如何从自卑中走出来，如何学会接受自己的与众不同。

我则讲述了毕业后在技校的日子，如何一步步成为技术骨干，又如何在单位站稳脚跟。

分别时，她问我：＂忠义，我们能重新开始吗？＂

我愣住了，没想到她会这么直接。

＂可是我条件...＂我犹豫着开口。

她打断我：＂我不在乎这些，我在乎的是你这个人，是你的善良和踏实。＂

两个月后，在父母和几个好友的见证下，我们领了结婚证。

婚礼很简单，没有豪华的场地，没有昂贵的婚纱，只在厂区的小礼堂办了个简单的仪式。

她穿着一件素白的连衣裙，我穿着一套新买的西装，笑得像个傻子。

我永远记得她父亲敬酒时说的话：＂忠义这孩子，看人准，我闺女这＇怪毛病＇成了摇钱树，你小子可捡了大便宜！＂

满桌人笑作一团，我和玉兰相视而笑，十指紧扣。

婚后我们在市区买了房子，生活过得红红火火。

我依然在那家国企上班，玉兰则辞去工作，专心做她的＂香水原料供应商＂。

闲暇时，我们会回到老砖厂看望父母，带着城里买的好东西，听他们唠叨家常。

有时候也会约高中同学聚会，当年那些取笑我们的人，如今见了玉兰都客客气气的，羡慕得很。

生活总有酸甜苦辣，但我最感激的是命运的安排，让我在最好的时光遇见了她。

有时候我会想，人生真奇妙，当初若不是我的＂实在＂，怎么会有今天的缘分？

如果当初我和其他同学一样避开她，我们的人生轨迹会完全不同。

或许，最好的缘分，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而是在平凡日子里，那些不经意的善良与坚持。

那些不以外表评判人的日子，那些宁可自己受委屈也要守护他人的时刻，成就了今天最真挚的感情。

每当夜深人静，我搂着身边熟睡的妻子，心中总是充满感激。

感谢那个不起眼的我，在最艰难的时刻，选择了善良而不是冷漠，选择了坚持而不是放弃。

正如老一辈人常说的：＂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人生最终会回馈你付出的一切。

而我，幸运地收获了最好的缘分。

女同学有狐臭，只有我和她坐一起，后来我俩成婚才知道自己捡了宝

我站在教室后门，看见班主任扬起花名册，眼神落到我身上。

＂刘建国，你和李芬同桌。＂

教室顿时哄笑一片，我的心沉了下去。

那是1984年的春天，改革开放的春风已经吹了几年，但在我们这座西北小城，变化并不算太大。

青城二中高二（3）班的教室里弥漫着粉笔灰和青春期特有的躁动。墙上挂着的宣传标语＂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已经泛黄，黑板旁边的＂光荣榜＂贴着几张上月考试的优秀名单。

李芬，那个总是独自坐在角落的女生，因为身上的气味成了同学们避之不及的对象。她身材瘦小，总爱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底碎花衬衫，头发扎成一个紧紧的马尾辫，眼睛却大而明亮。

我拎着那个补了又补的帆布书包，里面塞满了各科练习册和一本翻旧了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慢吞吞地走向教室后排那个孤零零的身影。周围传来窃窃私语和憋不住的笑声。

王大柱推了我一把，低声说：＂活该你上次考试比他低十分！＂

说实话，刚坐下我就后悔了。那股特殊的酸臭味直冲鼻腔，我只能偷偷把头偏向窗外。春雨细密，打湿了窗外的杨树枝，青涩的叶子在风中颤抖，像极了此刻我的心情。

＂对不起。＂她小声说，声音细如蚊蚋。我看见她的手指紧紧绞在一起，骨节泛白。

指甲修剪得很整齐，手上有几处因为用力写字而留下的茧子。她的课本比谁都干净，每一页都小心翼翼地裹着报纸做的书皮。

我摇摇头，没说话，只是从口袋里掏出一块山楂糕递给她。这是我娘前天赶集从供销社买的，用布包着，酸甜可口。

＂我娘说，嘴里有东西吃，就闻不到别的味道了。＂我小声解释，努力让语气显得平常。

李芬犹豫了一下，接过去，嘴角微微上扬：＂谢谢。＂然后从她那个补丁摞补丁的书包侧袋掏出一个小铁盒，里面装着几块橡皮，借给我一块。

＂我看你的橡皮都快用完了。＂她说。

那个年代的高中生活，简单而充实。每天早上六点，刺耳的广播声伴随着《运动员进行曲》把我们从梦中拽起来。早操、早读、上课、午休，再上课，晚自习。日子像放映机里的胶片，一帧一帧缓慢又规律地转动。

备战高考如同打仗，每个人都绷紧了神经。家长们常说：＂考不上大学，就得回农村插队落户。＂我爹是县化肥厂的工人，娘在纺织厂做缝纫工，家里还有两个妹妹，压力不小。

我成绩中等偏下，平时上课容易走神，尤其是数学，老师讲到一半我就跟不上了。李芬却是班上的尖子生，语文数学样样拔尖。

慢慢地，我发现自己不再那么在意那股气味了。可能是习惯了，也可能是发现了这个女孩身上更多的优点。她的笔记工整得近乎偏执，蓝墨水写下的每一个字都像印刷出来的一样，还用红笔在重点处画上标记。

每天放学后，大多数同学都急匆匆地往家赶，李芬却常常留下来，安安静静地复习功课。有一次下着大雨，我忘了带伞，正在教室门口犹豫，她走过来，把自己那把已经退色的蓝格伞塞给我。

＂你拿去吧，我爹来接我。＂她说完就跑开了，背影瘦小却坚定。

后来我才知道，那天她其实是自己走回家的，淋了一身雨。第二天还发着低烧来上学。

每次我数学卡壳，她总会耐心指点。她不像教师那样讲大道理，而是从最简单的地方开始，一步一步引导，直到我彻底明白。

＂这道题要先观察对称性，然后分类讨论...＂她的声音轻柔，目光却坚定。＂你看，它其实和上周我们做过的那道题是一个思路。＂

慢慢地，我的数学成绩从五十几分爬到了七十多分。

班里人对李芬的态度也微妙地变化着。一开始，大家都躲着她，课间活动时把她排除在外。后来，虽然还是没人主动和她玩，但借笔记、问问题时，不再那么嫌弃了。

那年五月，教室的吊扇终于转动起来，却只是搅动着热浪。夏天提前到来，柏油马路在烈日下冒着热气，蝉鸣声此起彼伏。

学校组织我们去县里的纺织厂参观，说是要＂接触工农，了解国家建设＂。其实就是让我们见识见识，将来如果考不上大学，可能面临什么样的工作环境。

我娘就在那个厂里做缝纫工，知道我要去，特意嘱咐我带上两条毛巾，＂厂里热得很，汗水不干净容易生痱子。＂

闷热的车厢里，同学们都往前挤，唯独我和李芬坐在最后排。一路上，车窗外不断掠过的是成片的麦田和偶尔出现的拖拉机。南方水稻北方麦，我们这儿的夏收即将开始，田间地头已经有了忙碌的身影。

下车时，几个男生故意挤到李芬身边，夸张地捂鼻子。

＂哎哟，臭死了！这味儿，隔着两米都闻得到！＂

＂喂，让让路，让我透透气！＂

我看见李芬的眼睛瞬间红了，她低着头，加快脚步想离开，却被几个起哄的同学拦住。王大柱甚至朝地上吐了口唾沫，那一刻，我心里有什么东西＂啪＂地断了。

＂喂，你们够了没有！＂我没想到自己会这么冲动。那一刻，车厢里突然安静下来，所有人都惊讶地看着我。仿佛黑白电视里的画面突然静止。

＂有什么了不起的，不就是体质问题吗？她又不是故意的！你们谁没有缺点？＂我继续说，声音因为紧张而微微发抖，但我无法控制自己的怒火，＂她至少学习好，肯帮助人，比你们强多了！＂

李芬抬头看我，眼里满是不可思议，还有一丝我当时没能读懂的情绪——也许是感激，也许是更复杂的东西。

王大柱撇撇嘴：＂呦，刘建国，你不会喜欢上她了吧？＂

我涨红了脸：＂胡说八道什么！我只是看不惯你们欺负人！＂

参观纺织厂的过程既枯燥又闷热。巨大的织布机发出震耳欲聋的噪音，工人们在机器间穿梭，汗水浸透了工作服。我看到了我娘，她正专注地操作着缝纫机，手指灵活地穿针引线，看见我来了，挥手示意，脸上挤出一丝疲惫的笑容。

回程的路上，我和李芬依然坐在后排，但这次前面的同学们不再起哄了。李芬从包里拿出一个小布袋，里面是两个煮熟的鸡蛋。

＂我爹说，出门在外要吃东西。＂她把一个递给我，＂谢谢你刚才替我说话。＂

＂没什么。＂我剥着蛋壳，觉得有些不好意思，＂他们太过分了。＂

＂我知道我这个问题...＂她欲言又止，低头看着自己的鞋尖，＂爹娘带我看过很多医生，都说没办法。＂

＂可能是体质特殊吧。＂我咬了一口鸡蛋，咸香可口，＂我们班不是还有个高福贵，头上一直有屑，也没人嫌弃他啊。＂

她笑了，阳光透过车窗，洒在她的侧脸上，那一刻，我忽然觉得她也没有那么普通。

那天回家，我爹罕见地没有批评我衣服上带回来的异味。他穿着洗得发白的背心，露出因为长年在化肥厂工作而显得粗糙的胳膊，抽着一支便宜的＂红塔山＂，眯着眼睛看向窗外的月亮。小院里种的丝瓜爬满了篱笆，月光下，几朵白色的丝瓜花静静地开着。

＂孩子，善良比什么都重要。＂他突然说，＂人这辈子，遇到什么事都可能，但做人的本分不能丢。＂

我有些惊讶于爹的话，平时他很少说这种＂大道理＂。后来我才知道，他年轻时也曾遭受过排挤和歧视，因为他的父亲——我的爷爷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被贴上了＂历史问题＂的标签。

高三那年，压力更大了。每天早上五点起床，晚上十一点熄灯，宿舍里的台灯下，总有人偷偷用被子蒙着头继续看书。我和李芬的关系也渐渐超出了单纯的同桌。

那是一种奇妙的默契，不需要太多言语。早读课上，她会悄悄把我错过的知识点标出来；体育课上，我会主动邀她加入我的队伍；放学后，我们偶尔会一起走一段路，虽然家在不同方向。

冬天的黄昏来得特别早，五点多天就黑了。学校的路灯昏暗，照出一片朦胧的黄。有一次，我发现她鞋带开了，蹲下来帮她系上。起身时，我们四目相对，她慌忙移开视线，但那一瞬间，我看到她眼中闪过的光芒，像冬日里的一抹暖阳。

＂你这个同桌不错嘛。＂我娘在一个周末说，一边择着菜，一边笑，＂人家姑娘成绩那么好，还愿意帮你。＂

＂就是普通同学。＂我嘴硬道，低头翻书，掩饰着脸上的热度。

娘笑而不语，但从那以后，每次打包带饭，她总会多放一份。＂带给你那个同桌尝尝。＂

高考临近，我们都绷紧了神经。县里难得开了家新华书店的分店，据说进了最新的复习资料。我偷偷攒了两个月的零花钱，买了一套《数理化自学丛书》，那是当时最权威的辅导书。中午吃饭时，我把书递给李芬。

＂送你的，听说这套书挺好的。＂

她愣住了，看看书，又看看我：＂这得花不少钱吧？＂

＂没多少。＂我撒谎道，＂就当谢谢你平时帮我补习了。＂

她小心翼翼地接过书，翻开扉页，上面我用钢笔郑重地写上了：＂赠李芬同学，望金榜题名。刘建国。1985年5月＂。

她抿着嘴笑了，眼睛亮亮的：＂你字写得真好看。＂

那天晚上回家，我发现自己走路都带风，心里像灌满了蜜一样甜。

高考后我们各奔东西。我考了436分，超过了重点线23分，却因为一分之差没能如愿考上省城的工业大学，最终被市里的师范专科录取。李芬考了512分，被北京一所名校录取，当时全县传为佳话。

临别那天，她给了我一个小布包。

＂这是我奶奶给我的平安符，现在送给你，保佑你一切顺利。＂

我却没什么能送给她的，只能从家里的院子里摘了一束丝瓜花，笨拙地用报纸包起来。

＂听说北京的冬天特别冷，多穿点衣服。＂我干巴巴地说着，不知怎的，心里有种酸涩的感觉，＂有空就写信。＂

她点点头，眼里含着泪光：＂你也是，照顾好自己。＂转身走了几步，又回过头：＂刘建国，谢谢你那天替我说话，谢谢你从不嫌弃我。＂

就这样，我们的青春告别了共同的一页。那年的夏天特别长，蝉鸣声一直持续到九月。

上了大专，我才知道眼界有多重要。我的同学来自全省各地，有城里的，见多识广；有农村的，吃苦耐劳。开学第一个月，我就被选为班长，可能是因为我那股子不服输的劲儿。

李芬偶尔会寄信来，工整的字迹和高中时一模一样。信里讲北京的大学生活，讲长城故宫，讲她如何适应大城市的节奏。我的回信总是很简短，不知道该写些什么，只能讲讲学校的趣事和家乡的变化。

大专三年一晃而过。1988年夏天，我拿到了毕业证，被分配到县里的机械厂当技术员。这在当时算是个体面的工作，有＂铁饭碗＂，还有分房的希望。

李芬的信渐渐少了，最后一封是在我毕业那年。她说她考上了研究生，要继续深造。信的末尾写道：＂希望你一切都好。＂就像一个句号，平静地终结了我们的联系。

我把她所有的信都装在一个铁皮饼干盒里，放在床底下。有时候熄灯后，我会点上一支蜡烛，重读那些信，想象她在北京的样子。大概已经变得很不一样了吧，举止优雅，谈吐不凡，和这座小城格格不入。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我在厂里兢兢业业，从技术员升为班组长，再到车间主任。爹娘为我张罗着相亲，说是年龄不小了，该成家立业了。我敷衍着见了几个姑娘，都没下文。

＂是不是还惦记着那个考北京的同学？＂娘有一次直接问我。我没回答，但心里清楚，有些感情，即使没了联系，也会像星星一样，在记忆的夜空中闪烁。

五年后的一个冬日，厂里举办联谊会。我被推选上台唱歌，唱的是《我的中国心》。那时候，这首歌在各种晚会上都很流行，唱得人多了，我也就不那么害羞了。灯光刺眼，我看不清台下的脸，只听见掌声如潮。活动结束后，有人轻轻拍我肩膀。

＂刘建国，还记得我吗？＂

我转身，愣住了。眼前的女子身着简洁的藏青色毛呢大衣，发丝柔顺，盘成一个时髦的发髻，眉目如画。更让我惊讶的是，靠近她，只闻到淡淡的茉莉香气。

＂李芬？＂我几乎认不出她。

她点点头，笑容温婉：＂好久不见。＂

白瓷茶杯里，热气腾腾。工厂附近的国营饭店里，我们坐在靠窗的位置。窗外，大雪纷飞，行人缩着脖子匆匆而过，街边的喇叭里播放着＂今年的第一场雪＂。屋内，暖气不足，但人声鼎沸，倒也热闹。

＂你怎么会回来？＂我问，声音因为紧张而有些发抖。

＂毕业分配，回省里工作。正好单位派我来县里出差。＂她轻啜一口茶，＂听说你在机械厂，就来看看。＂

＂你现在...＂我吞吞吐吐，不知道该怎么开口，＂看起来变化很大。＂

＂是啊，大学后我都认不出自己了。＂她笑着说，眼睛亮如星辰，＂我体质特殊，后来在北京遇到一位老中医，用一种特制的中草药方子调理，慢慢就好了。＂

＂那真好。＂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只能低头喝茶。

＂你知道吗，我一直记得高中那天你替我说话。＂她轻声说，手指轻抚茶杯边缘，＂那是第一次有人这样维护我。后来的日子里，每当我觉得难过，想要放弃，我就会想起你那天说的话。＂

我有些不好意思，感觉耳根发烫：＂其实我当时也很困扰...那个气味确实...＂话说一半，我懊恼地闭了嘴。

出乎意料，她笑了，笑容如冬日暖阳。＂我知道，我都知道。但你从没嫌弃过我，从没把我当异类看待，这就足够了。＂

她告诉我，毕业后她曾去过我家，却得知我被分配到县城工作。我娘还邀她吃了饭，告诉她我一直把她的信珍藏着。

＂你娘说，你连对象都没处，八成是还惦记着我。＂她眨眨眼，俏皮地说。

我窘迫得不行，连忙转移话题：＂你这次来县里多久？＂

＂三天，考察一个合作项目。＂她说，＂我现在在省科研所工作，做材料研究。＂

那顿饭，我们聊了很多。从高中的回忆到各自的工作，从家乡的变化到对未来的期待。时间像流水一样，不知不觉已是深夜。

送她回招待所的路上，雪停了，月光洒在积雪上，反射出柔和的光。她突然停下脚步，看着我：

＂刘建国，你信命运吗？＂

我想了想：＂可能信吧。要不然怎么会这么巧，你来县里，我们又遇见了？＂

她笑了：＂我告诉你个秘密。我这次来县里，专门提前做了功课，知道你在机械厂，才主动请缨接这个项目的。＂

我愣住了，心跳如鼓。

＂我走遍半个城市才找到这家工厂。＂她继续说，眼神坚定，＂这些年，我一直在寻找那种被你对待的感觉——被尊重，被平等看待，不因外表或缺陷而被歧视。但我发现，那种感觉太难得了。＂

听着她的故事，我的心像是被什么东西轻轻触动。原来，青春时代的那段经历，对她而言，不仅仅是一段回忆，而是改变了她整个人生轨迹的重要时刻。

招待所门前，她递给我一张纸条：＂这是我在省城的地址和电话。如果你有时间，可以来找我。＂

我紧紧握住那张纸条，点点头：＂一定。＂

回家路上，我仿佛踩在云端。原来，有些感情，时间和距离都无法冲淡。十天后，我请了年假，坐上去省城的长途汽车。

那年春节，我带着李芬回了老家。我娘看见她，先是一愣，随后热情地拉她进厨房，教她包饺子。晚上，爹偷偷问我：＂就是当年那个同桌？＂我点头。他笑着拍我肩膀：＂臭小子有眼光。＂

我们坐在小院里的土炕上，守岁。爹从柜子里翻出一瓶珍藏多年的＂西凤酒＂，说是结婚那年存下的，一直等着我成家时喝。

电视里播放着春晚，欢声笑语充满了整个屋子。李芬靠在我肩上，轻声说：＂你们家真好，有烟火气。＂

我看着她的侧脸，忽然明白，这就是我想要的生活。

我们结婚那天，李芬穿着一身简单的白色连衣裙，没有华丽的婚纱，没有隆重的仪式，但在场的每个人都能感受到我们的幸福。她将一个小布包塞给我：

＂这是那位老中医的方子，我想帮助那些和我有同样困扰的人。＂

布包里是几张泛黄的纸，上面密密麻麻写着药方和用法。＂这些年，我一直在研究这个偏方的科学原理，希望能让更多人受益。＂

我看着她认真的表情，心中涌起一股暖流。这就是我的妻子，一个即使自己经历过困境，也依然想着帮助他人的人。

岁月如梭。李芬在社区开了个小诊所，用她的方子帮了不少人。后来，她干脆辞了省里的工作，专心研究中草药调理体质的方法。起初，很多人不相信，但慢慢地，口碑传开了。

九十年代中期，改革的浪潮席卷全国。我所在的机械厂也面临改制，许多人下岗。我幸运地保住了工作，但工资却一再降低。李芬的诊所反而成了家里的主要经济来源。

＂你看，当年要不是我有那个毛病，现在也不会有这份事业。＂她常这样半开玩笑地说，眼中闪烁着坚定的光芒。

我们有了一个女儿，取名＂欣然＂，意为欣然接受生活给予的一切。女儿从小就知道妈妈的故事，对中医也很感兴趣。上初中时，她曾问我：＂爸，你当年为什么不嫌弃妈妈啊？＂

我认真地回答：＂因为看人不能只看表面。就像一本书，不能光看封面，要看内容；就像一棵树，不能只看树皮，要看果实。＂

欣然似懂非懂地点点头，又问：＂那你后悔吗？＂

我摸摸她的头：＂傻孩子，这辈子最不后悔的，就是当年坐在你妈旁边的那个决定。＂

现在回想起来，人生真是奇妙。如果当年班主任没有安排我和李芬同桌，如果我因为嫌弃而拒绝，如果高中毕业后我们彻底失去联系...每一个＂如果＂都可能导向完全不同的人生轨迹。

如今闲下来，我喜欢坐在院子里的藤椅上，看李芬在花园忙碌。阳光洒在她微微泛白的鬓角，我想，这辈子最大的幸运，就是当年没有逃离那个座位。

有时候，人们总是在寻找轰轰烈烈的爱情，却忽略了那些细水长流的陪伴。有时候，最平凡的选择，成就最美丽的故事。而真心相待，不以貌取人，永远是这世间最长情的告白。

当年那个有着特殊气味的女孩，如今是我生命中最芬芳的存在。而我，只不过是幸运地在对的时间，做了一个普通人都应该做的事情。

老爹的话言犹在耳：＂善良比什么都重要。＂是啊，善良的回报，往往在你想不到的地方等着你。

女同学有狐臭，只有我和她坐一起，后来我俩成婚才知道自己捡了宝

我站在教室后门，看见班主任扬起花名册，眼神落到我身上。

＂刘建国，你和李芬同桌。＂

教室顿时哄笑一片，我的心沉了下去。

那是1984年的春天，改革开放的春风已经吹了几年，但在我们这座西北小城，变化并不算太大。

青城二中高二（3）班的教室里弥漫着粉笔灰和青春期特有的躁动。墙上挂着的宣传标语＂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已经泛黄，黑板旁边的＂光荣榜＂贴着几张上月考试的优秀名单。

李芬，那个总是独自坐在角落的女生，因为身上的气味成了同学们避之不及的对象。她身材瘦小，总爱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底碎花衬衫，头发扎成一个紧紧的马尾辫，眼睛却大而明亮。

我拎着那个补了又补的帆布书包，里面塞满了各科练习册和一本翻旧了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慢吞吞地走向教室后排那个孤零零的身影。周围传来窃窃私语和憋不住的笑声。

王大柱推了我一把，低声说：＂活该你上次考试比他低十分！＂

说实话，刚坐下我就后悔了。那股特殊的酸臭味直冲鼻腔，我只能偷偷把头偏向窗外。春雨细密，打湿了窗外的杨树枝，青涩的叶子在风中颤抖，像极了此刻我的心情。

＂对不起。＂她小声说，声音细如蚊蚋。我看见她的手指紧紧绞在一起，骨节泛白。

指甲修剪得很整齐，手上有几处因为用力写字而留下的茧子。她的课本比谁都干净，每一页都小心翼翼地裹着报纸做的书皮。

我摇摇头，没说话，只是从口袋里掏出一块山楂糕递给她。这是我娘前天赶集从供销社买的，用布包着，酸甜可口。

＂我娘说，嘴里有东西吃，就闻不到别的味道了。＂我小声解释，努力让语气显得平常。

李芬犹豫了一下，接过去，嘴角微微上扬：＂谢谢。＂然后从她那个补丁摞补丁的书包侧袋掏出一个小铁盒，里面装着几块橡皮，借给我一块。

＂我看你的橡皮都快用完了。＂她说。

那个年代的高中生活，简单而充实。每天早上六点，刺耳的广播声伴随着《运动员进行曲》把我们从梦中拽起来。早操、早读、上课、午休，再上课，晚自习。日子像放映机里的胶片，一帧一帧缓慢又规律地转动。

备战高考如同打仗，每个人都绷紧了神经。家长们常说：＂考不上大学，就得回农村插队落户。＂我爹是县化肥厂的工人，娘在纺织厂做缝纫工，家里还有两个妹妹，压力不小。

我成绩中等偏下，平时上课容易走神，尤其是数学，老师讲到一半我就跟不上了。李芬却是班上的尖子生，语文数学样样拔尖。

慢慢地，我发现自己不再那么在意那股气味了。可能是习惯了，也可能是发现了这个女孩身上更多的优点。她的笔记工整得近乎偏执，蓝墨水写下的每一个字都像印刷出来的一样，还用红笔在重点处画上标记。

每天放学后，大多数同学都急匆匆地往家赶，李芬却常常留下来，安安静静地复习功课。有一次下着大雨，我忘了带伞，正在教室门口犹豫，她走过来，把自己那把已经退色的蓝格伞塞给我。

＂你拿去吧，我爹来接我。＂她说完就跑开了，背影瘦小却坚定。

后来我才知道，那天她其实是自己走回家的，淋了一身雨。第二天还发着低烧来上学。

每次我数学卡壳，她总会耐心指点。她不像教师那样讲大道理，而是从最简单的地方开始，一步一步引导，直到我彻底明白。

＂这道题要先观察对称性，然后分类讨论...＂她的声音轻柔，目光却坚定。＂你看，它其实和上周我们做过的那道题是一个思路。＂

慢慢地，我的数学成绩从五十几分爬到了七十多分。

班里人对李芬的态度也微妙地变化着。一开始，大家都躲着她，课间活动时把她排除在外。后来，虽然还是没人主动和她玩，但借笔记、问问题时，不再那么嫌弃了。

那年五月，教室的吊扇终于转动起来，却只是搅动着热浪。夏天提前到来，柏油马路在烈日下冒着热气，蝉鸣声此起彼伏。

学校组织我们去县里的纺织厂参观，说是要＂接触工农，了解国家建设＂。其实就是让我们见识见识，将来如果考不上大学，可能面临什么样的工作环境。

我娘就在那个厂里做缝纫工，知道我要去，特意嘱咐我带上两条毛巾，＂厂里热得很，汗水不干净容易生痱子。＂

闷热的车厢里，同学们都往前挤，唯独我和李芬坐在最后排。一路上，车窗外不断掠过的是成片的麦田和偶尔出现的拖拉机。南方水稻北方麦，我们这儿的夏收即将开始，田间地头已经有了忙碌的身影。

下车时，几个男生故意挤到李芬身边，夸张地捂鼻子。

＂哎哟，臭死了！这味儿，隔着两米都闻得到！＂

＂喂，让让路，让我透透气！＂

我看见李芬的眼睛瞬间红了，她低着头，加快脚步想离开，却被几个起哄的同学拦住。王大柱甚至朝地上吐了口唾沫，那一刻，我心里有什么东西＂啪＂地断了。

＂喂，你们够了没有！＂我没想到自己会这么冲动。那一刻，车厢里突然安静下来，所有人都惊讶地看着我。仿佛黑白电视里的画面突然静止。

＂有什么了不起的，不就是体质问题吗？她又不是故意的！你们谁没有缺点？＂我继续说，声音因为紧张而微微发抖，但我无法控制自己的怒火，＂她至少学习好，肯帮助人，比你们强多了！＂

李芬抬头看我，眼里满是不可思议，还有一丝我当时没能读懂的情绪——也许是感激，也许是更复杂的东西。

王大柱撇撇嘴：＂呦，刘建国，你不会喜欢上她了吧？＂

我涨红了脸：＂胡说八道什么！我只是看不惯你们欺负人！＂

参观纺织厂的过程既枯燥又闷热。巨大的织布机发出震耳欲聋的噪音，工人们在机器间穿梭，汗水浸透了工作服。我看到了我娘，她正专注地操作着缝纫机，手指灵活地穿针引线，看见我来了，挥手示意，脸上挤出一丝疲惫的笑容。

回程的路上，我和李芬依然坐在后排，但这次前面的同学们不再起哄了。李芬从包里拿出一个小布袋，里面是两个煮熟的鸡蛋。

＂我爹说，出门在外要吃东西。＂她把一个递给我，＂谢谢你刚才替我说话。＂

＂没什么。＂我剥着蛋壳，觉得有些不好意思，＂他们太过分了。＂

＂我知道我这个问题...＂她欲言又止，低头看着自己的鞋尖，＂爹娘带我看过很多医生，都说没办法。＂

＂可能是体质特殊吧。＂我咬了一口鸡蛋，咸香可口，＂我们班不是还有个高福贵，头上一直有屑，也没人嫌弃他啊。＂

她笑了，阳光透过车窗，洒在她的侧脸上，那一刻，我忽然觉得她也没有那么普通。

那天回家，我爹罕见地没有批评我衣服上带回来的异味。他穿着洗得发白的背心，露出因为长年在化肥厂工作而显得粗糙的胳膊，抽着一支便宜的＂红塔山＂，眯着眼睛看向窗外的月亮。小院里种的丝瓜爬满了篱笆，月光下，几朵白色的丝瓜花静静地开着。

＂孩子，善良比什么都重要。＂他突然说，＂人这辈子，遇到什么事都可能，但做人的本分不能丢。＂

我有些惊讶于爹的话，平时他很少说这种＂大道理＂。后来我才知道，他年轻时也曾遭受过排挤和歧视，因为他的父亲——我的爷爷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被贴上了＂历史问题＂的标签。

高三那年，压力更大了。每天早上五点起床，晚上十一点熄灯，宿舍里的台灯下，总有人偷偷用被子蒙着头继续看书。我和李芬的关系也渐渐超出了单纯的同桌。

那是一种奇妙的默契，不需要太多言语。早读课上，她会悄悄把我错过的知识点标出来；体育课上，我会主动邀她加入我的队伍；放学后，我们偶尔会一起走一段路，虽然家在不同方向。

冬天的黄昏来得特别早，五点多天就黑了。学校的路灯昏暗，照出一片朦胧的黄。有一次，我发现她鞋带开了，蹲下来帮她系上。起身时，我们四目相对，她慌忙移开视线，但那一瞬间，我看到她眼中闪过的光芒，像冬日里的一抹暖阳。

＂你这个同桌不错嘛。＂我娘在一个周末说，一边择着菜，一边笑，＂人家姑娘成绩那么好，还愿意帮你。＂

＂就是普通同学。＂我嘴硬道，低头翻书，掩饰着脸上的热度。

娘笑而不语，但从那以后，每次打包带饭，她总会多放一份。＂带给你那个同桌尝尝。＂

高考临近，我们都绷紧了神经。县里难得开了家新华书店的分店，据说进了最新的复习资料。我偷偷攒了两个月的零花钱，买了一套《数理化自学丛书》，那是当时最权威的辅导书。中午吃饭时，我把书递给李芬。

＂送你的，听说这套书挺好的。＂

她愣住了，看看书，又看看我：＂这得花不少钱吧？＂

＂没多少。＂我撒谎道，＂就当谢谢你平时帮我补习了。＂

她小心翼翼地接过书，翻开扉页，上面我用钢笔郑重地写上了：＂赠李芬同学，望金榜题名。刘建国。1985年5月＂。

她抿着嘴笑了，眼睛亮亮的：＂你字写得真好看。＂

那天晚上回家，我发现自己走路都带风，心里像灌满了蜜一样甜。

高考后我们各奔东西。我考了436分，超过了重点线23分，却因为一分之差没能如愿考上省城的工业大学，最终被市里的师范专科录取。李芬考了512分，被北京一所名校录取，当时全县传为佳话。

临别那天，她给了我一个小布包。

＂这是我奶奶给我的平安符，现在送给你，保佑你一切顺利。＂

我却没什么能送给她的，只能从家里的院子里摘了一束丝瓜花，笨拙地用报纸包起来。

＂听说北京的冬天特别冷，多穿点衣服。＂我干巴巴地说着，不知怎的，心里有种酸涩的感觉，＂有空就写信。＂

她点点头，眼里含着泪光：＂你也是，照顾好自己。＂转身走了几步，又回过头：＂刘建国，谢谢你那天替我说话，谢谢你从不嫌弃我。＂

就这样，我们的青春告别了共同的一页。那年的夏天特别长，蝉鸣声一直持续到九月。

上了大专，我才知道眼界有多重要。我的同学来自全省各地，有城里的，见多识广；有农村的，吃苦耐劳。开学第一个月，我就被选为班长，可能是因为我那股子不服输的劲儿。

李芬偶尔会寄信来，工整的字迹和高中时一模一样。信里讲北京的大学生活，讲长城故宫，讲她如何适应大城市的节奏。我的回信总是很简短，不知道该写些什么，只能讲讲学校的趣事和家乡的变化。

大专三年一晃而过。1988年夏天，我拿到了毕业证，被分配到县里的机械厂当技术员。这在当时算是个体面的工作，有＂铁饭碗＂，还有分房的希望。

李芬的信渐渐少了，最后一封是在我毕业那年。她说她考上了研究生，要继续深造。信的末尾写道：＂希望你一切都好。＂就像一个句号，平静地终结了我们的联系。

我把她所有的信都装在一个铁皮饼干盒里，放在床底下。有时候熄灯后，我会点上一支蜡烛，重读那些信，想象她在北京的样子。大概已经变得很不一样了吧，举止优雅，谈吐不凡，和这座小城格格不入。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我在厂里兢兢业业，从技术员升为班组长，再到车间主任。爹娘为我张罗着相亲，说是年龄不小了，该成家立业了。我敷衍着见了几个姑娘，都没下文。

＂是不是还惦记着那个考北京的同学？＂娘有一次直接问我。我没回答，但心里清楚，有些感情，即使没了联系，也会像星星一样，在记忆的夜空中闪烁。

五年后的一个冬日，厂里举办联谊会。我被推选上台唱歌，唱的是《我的中国心》。那时候，这首歌在各种晚会上都很流行，唱得人多了，我也就不那么害羞了。灯光刺眼，我看不清台下的脸，只听见掌声如潮。活动结束后，有人轻轻拍我肩膀。

＂刘建国，还记得我吗？＂

我转身，愣住了。眼前的女子身着简洁的藏青色毛呢大衣，发丝柔顺，盘成一个时髦的发髻，眉目如画。更让我惊讶的是，靠近她，只闻到淡淡的茉莉香气。

＂李芬？＂我几乎认不出她。

她点点头，笑容温婉：＂好久不见。＂

白瓷茶杯里，热气腾腾。工厂附近的国营饭店里，我们坐在靠窗的位置。窗外，大雪纷飞，行人缩着脖子匆匆而过，街边的喇叭里播放着＂今年的第一场雪＂。屋内，暖气不足，但人声鼎沸，倒也热闹。

＂你怎么会回来？＂我问，声音因为紧张而有些发抖。

＂毕业分配，回省里工作。正好单位派我来县里出差。＂她轻啜一口茶，＂听说你在机械厂，就来看看。＂

＂你现在...＂我吞吞吐吐，不知道该怎么开口，＂看起来变化很大。＂

＂是啊，大学后我都认不出自己了。＂她笑着说，眼睛亮如星辰，＂我体质特殊，后来在北京遇到一位老中医，用一种特制的中草药方子调理，慢慢就好了。＂

＂那真好。＂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只能低头喝茶。

＂你知道吗，我一直记得高中那天你替我说话。＂她轻声说，手指轻抚茶杯边缘，＂那是第一次有人这样维护我。后来的日子里，每当我觉得难过，想要放弃，我就会想起你那天说的话。＂

我有些不好意思，感觉耳根发烫：＂其实我当时也很困扰...那个气味确实...＂话说一半，我懊恼地闭了嘴。

出乎意料，她笑了，笑容如冬日暖阳。＂我知道，我都知道。但你从没嫌弃过我，从没把我当异类看待，这就足够了。＂

她告诉我，毕业后她曾去过我家，却得知我被分配到县城工作。我娘还邀她吃了饭，告诉她我一直把她的信珍藏着。

＂你娘说，你连对象都没处，八成是还惦记着我。＂她眨眨眼，俏皮地说。

我窘迫得不行，连忙转移话题：＂你这次来县里多久？＂

＂三天，考察一个合作项目。＂她说，＂我现在在省科研所工作，做材料研究。＂

那顿饭，我们聊了很多。从高中的回忆到各自的工作，从家乡的变化到对未来的期待。时间像流水一样，不知不觉已是深夜。

送她回招待所的路上，雪停了，月光洒在积雪上，反射出柔和的光。她突然停下脚步，看着我：

＂刘建国，你信命运吗？＂

我想了想：＂可能信吧。要不然怎么会这么巧，你来县里，我们又遇见了？＂

她笑了：＂我告诉你个秘密。我这次来县里，专门提前做了功课，知道你在机械厂，才主动请缨接这个项目的。＂

我愣住了，心跳如鼓。

＂我走遍半个城市才找到这家工厂。＂她继续说，眼神坚定，＂这些年，我一直在寻找那种被你对待的感觉——被尊重，被平等看待，不因外表或缺陷而被歧视。但我发现，那种感觉太难得了。＂

听着她的故事，我的心像是被什么东西轻轻触动。原来，青春时代的那段经历，对她而言，不仅仅是一段回忆，而是改变了她整个人生轨迹的重要时刻。

招待所门前，她递给我一张纸条：＂这是我在省城的地址和电话。如果你有时间，可以来找我。＂

我紧紧握住那张纸条，点点头：＂一定。＂

回家路上，我仿佛踩在云端。原来，有些感情，时间和距离都无法冲淡。十天后，我请了年假，坐上去省城的长途汽车。

那年春节，我带着李芬回了老家。我娘看见她，先是一愣，随后热情地拉她进厨房，教她包饺子。晚上，爹偷偷问我：＂就是当年那个同桌？＂我点头。他笑着拍我肩膀：＂臭小子有眼光。＂

我们坐在小院里的土炕上，守岁。爹从柜子里翻出一瓶珍藏多年的＂西凤酒＂，说是结婚那年存下的，一直等着我成家时喝。

电视里播放着春晚，欢声笑语充满了整个屋子。李芬靠在我肩上，轻声说：＂你们家真好，有烟火气。＂

我看着她的侧脸，忽然明白，这就是我想要的生活。

我们结婚那天，李芬穿着一身简单的白色连衣裙，没有华丽的婚纱，没有隆重的仪式，但在场的每个人都能感受到我们的幸福。她将一个小布包塞给我：

＂这是那位老中医的方子，我想帮助那些和我有同样困扰的人。＂

布包里是几张泛黄的纸，上面密密麻麻写着药方和用法。＂这些年，我一直在研究这个偏方的科学原理，希望能让更多人受益。＂

我看着她认真的表情，心中涌起一股暖流。这就是我的妻子，一个即使自己经历过困境，也依然想着帮助他人的人。

岁月如梭。李芬在社区开了个小诊所，用她的方子帮了不少人。后来，她干脆辞了省里的工作，专心研究中草药调理体质的方法。起初，很多人不相信，但慢慢地，口碑传开了。

九十年代中期，改革的浪潮席卷全国。我所在的机械厂也面临改制，许多人下岗。我幸运地保住了工作，但工资却一再降低。李芬的诊所反而成了家里的主要经济来源。

＂你看，当年要不是我有那个毛病，现在也不会有这份事业。＂她常这样半开玩笑地说，眼中闪烁着坚定的光芒。

我们有了一个女儿，取名＂欣然＂，意为欣然接受生活给予的一切。女儿从小就知道妈妈的故事，对中医也很感兴趣。上初中时，她曾问我：＂爸，你当年为什么不嫌弃妈妈啊？＂

我认真地回答：＂因为看人不能只看表面。就像一本书，不能光看封面，要看内容；就像一棵树，不能只看树皮，要看果实。＂

欣然似懂非懂地点点头，又问：＂那你后悔吗？＂

我摸摸她的头：＂傻孩子，这辈子最不后悔的，就是当年坐在你妈旁边的那个决定。＂

现在回想起来，人生真是奇妙。如果当年班主任没有安排我和李芬同桌，如果我因为嫌弃而拒绝，如果高中毕业后我们彻底失去联系...每一个＂如果＂都可能导向完全不同的人生轨迹。

如今闲下来，我喜欢坐在院子里的藤椅上，看李芬在花园忙碌。阳光洒在她微微泛白的鬓角，我想，这辈子最大的幸运，就是当年没有逃离那个座位。

有时候，人们总是在寻找轰轰烈烈的爱情，却忽略了那些细水长流的陪伴。有时候，最平凡的选择，成就最美丽的故事。而真心相待，不以貌取人，永远是这世间最长情的告白。

当年那个有着特殊气味的女孩，如今是我生命中最芬芳的存在。而我，只不过是幸运地在对的时间，做了一个普通人都应该做的事情。

老爹的话言犹在耳：＂善良比什么都重要。＂是啊，善良的回报，往往在你想不到的地方等着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