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目录：

• 1、女同学有狐臭，只有我和她坐一起，后来我俩成婚才知道自己捡了宝
• 2、女同学有狐臭，只有我和她坐一起，后来我俩成婚才知道自己捡了宝
• 3、1987年，我娶了隔壁村有狐臭的女人，20年以后，大家都夸我

女同学有狐臭，只有我和她坐一起，后来我俩成婚才知道自己捡了宝

桂花香溢

「周教授，当年为何只有您肯和我坐一起？」林芳微蹙眉头，目光如炬。记忆的闸门被打开，我笑了笑，时光如水。

我叫周立诚，1959年生于东北一个中医世家。

父亲是当地小有名气的中医，戴着一副黑框眼镜，总穿着深蓝色的确良中山装，口袋里别着两支英雄牌钢笔。

母亲在地方药厂做技术员，是厂里少有的女知识分子，常常加班到深夜，配制各种药剂。

我从小在药材香气中长大，认识的第一个汉字不是＂爸爸＂，而是药房门口挂的＂藥＂字招牌。

那时候家里条件并不好，一间砖瓦平房，隔成前后两进，前面是父亲的诊室，后面是我们的起居室。

冬天，炉子上总煮着各种药材，热气腾腾中夹杂着苦涩的中药香，那气味渗入墙壁，渗入我的记忆。

1966年，文革爆发，父亲被贴了大字报，说他是「旧社会的残余」，为「剝削阶级」看病。

母亲被下放到药厂车间做体力劳动，每天回来手上都是皲裂的口子。

我七岁那年，邻居老王家的大黄狗咬伤了我的腿，父亲用药草煎水为我清洗伤口，又捣碎几味草药敷上。

「立诚，记住，气味是药材的灵魂，」父亲一边包扎一边说，「万物皆有其气，闻懂气味，方能辨别药性。」

从那以后，我开始对各种气味产生兴趣，跟在父亲身后，学习分辨草药的气味。

1976年，一场大地震，天灾人祸，但随之而来的却是政治春风。

1977年，国家恢復高考，我和千万学子一样，背负着家族期望走进考场。

那是个闷热的七月，知了在树上拼命鸣叫，像是为我们加油。

考场设在县城最大的中学，教室里的木地板被踩得发亮，黑板上整齐地写着考场号和考试科目。

窗外绿荫如海，阳光透过树叶间隙，在地上洒下斑驳的光影。

我被安排在第三排靠窗位置，邻座空着，周围考生都埋头整理文具，紧张地翻看准考证。

监考老师领着一个瘦弱女生走来，轻声说：「林芳，你坐这儿。」

女生怯生生坐下，我注意到周围几个考生不约而同地挪远了些，有人甚至掩住鼻子，小声嘀咕。

林芳显得更加局促，脸涨得通红，手指紧紧捏着铅笔，指节都泛白了。

我偷眼看她，瘦弱的身材，微驼的背，一双格外有神的眼睛，像是含着倔强的泪水。

考试鈴声响起，我们开始答题。教室里只剩下沙沙的笔声和偶尔的咳嗽声。

我隐约闻到一股特殊气味，有点像醋酸，又有股奇特的草药香，但并不觉得刺鼻。

许是年少轻狂，也许是药香伴我长大的缘故，我没有像其他人那样避开她。

两天考试，考场座位不变，只有我没换位置。考试结束那天，林芳起身时不小心碰掉了我的草稿纸。

「对不起，」她慌忙弯腰去捡，却又似乎害怕靠我太近，动作显得笨拙而紧张。

「没关系，」我接过她递来的纸，「考得怎样？」

「还行，」她淡淡一笑，「谢谢你...这两天。」

我有些愣住，不明白她谢我什么，只是点点头。她匆匆离去，像片落叶消失在夏末的风中。

晚上回家，母亲问我考得如何，我如实回答，又提起了那个特别的女同学。

「有什么特别的？」母亲一边择菜一边问。

「她有种奇怪的气味，其他人都躲着她，」我答道，「但我觉得那气味中有药香。」

母亲放下手中的菜，若有所思：「那可能是腋臭，民间叫狐臭。有些人体质特殊，汗腺分泌物会散发异味。」

「能治吗？」我问。

「能缓解，难根治，」母亲说，「古医书上说这是＇腋证＇，有些类型反倒是体质好的表现。你爷爷曾说过，个别特殊体质的汗腺分泌物，古籍里称为＇奇香＇，虽然现代人闻着不习惯，但实则珍贵。」

那时的我并未在意这番话，只当作一段小插曲。

高考分数揭晓，我如愿考上了省城的中医学院。临行前，父亲把一本破旧的《本草备要》交给我。

「这是你爷爷留下的，」父亲说，「里面有他的批注，或许对你有用。」

那本线装书散发着岁月的霉味，我小心翻开，发现里面确实密密麻麻写满了爷爷的笔记。

大学四年，我专注于中药药理学研究，尤其对芳香类药物产生浓厚兴趣。

毕业后，我被分配到省级中医院，跟着一位老专家研究体质调理。

那位老专家姓孙，七十多岁，精神矍铄，是中医体质学的泰山北斗。

「小周啊，」孙老常说，「现代医学讲求标准化，但中医贵在个体差异。同样的药方，用在不同体质的人身上，效果天壤之别。」

在他的指导下，我开始研究不同体质人群的身体反应和调理方法。

林芳的身影被我的工作和生活的琐事淹没，成了记忆深处的一抹淡影。

转眼间，时光推移到了八十年代中期。那时的中国，改革开放的春风已经吹遍神州大地。

城市里出现了第一批合资企业，人们开始穿喇叭裤，听邓丽君的歌，憧憬着更好的生活。

那一年，我调到市制药厂担任技术顾问，负责开发新型中药制剂。

那是个急功近利的年代，厂领导想快速扩大生产规模，而我却坚持传统工艺，为此没少遭白眼。

「周主任，您这不是抱着老祖宗的架子不撒手吗？」厂长孙铁生经常这样说，「时代变了，再不创新，就要被淘汰啦！」

我不善言辞，只能默默坚持自己的原则，在实验室里一遍遍测试药材的有效成分。

一日中午，食堂里人声鼎沸，我端着饭菜寻座位。食堂墙上挂着「勤俭节约，爱惜粮食」的横幅，窗外是厂区的银杏树，树叶已经泛黄。

一抬头，我竟看见了她——林芳正独自坐在角落，周围几张桌子空空荡荡。

她还是那么瘦，穿着朴素的蓝色工装，头发利落地剪成齐耳短发，正低头吃着一碗素面。

「还认得我吗？高考考场，77届。」我在她对面坐下。

她抬头，愣了片刻，眼中闪过惊喜，随即警惕：「周同学，你不嫌弃我？」

「嫌弃什么？」我反问，一边打开饭盒，里面是食堂阿姨特意多给我加的红烧肉。

「别装了，我这体质，全厂都知道。」她苦笑，「别人躲我还来不及，你堂堂技术科主任，坐这儿不怕掉身价？」

我摇摇头：「我父亲说过，人体气味各异，有些特殊体质的汗腺分泌物，古籍里称为＇奇香＇，虽然现代人不习惯，但实则珍贵。」

「你是在安慰我吧？」她放下筷子，眼中闪过一丝黯然，「从小到大，我都是被人嫌弃的对象。上学时没人愿意和我同桌，工作后更是如此。住集体宿舍时，舍友们联名要求我搬出去。」

「我不是在安慰你，」我从公文包里掏出爷爷的那本《本草备要》，「你看这里，有关＇腋证＇的记载，其中有一种确实被古人视为珍贵体质。」

她半信半疑地接过书，手指轻抚泛黄的书页，小心翼翼好像怕弄坏它。

「这书很珍贵吧？」她问。

「是我爷爷留下的，」我说，「他一生研究中医体质学，在里面写了很多笔记。」

「你爷爷的字真好看，」她评价道，「像小篆一样有力。」

我们就这样聊起来，发现彼此都是东北人，她家在吉林，父母都是普通工人，她是独生女。

林芳毕业于轻工业学院，分配到这家制药厂做品控员，工作非常认真，但因为体味问题，一直受到同事排挤。

「所以你一直是一个人吃饭？」我问。

「习惯了，」她耸耸肩，「反正我也不想让别人不舒服。」

她的坦然让我心生敬意。这种被人疏远却依然保持尊严的勇气，是需要多大的坚强才能做到。

「我一直在研究芳香调理方案，」我说，「或许能帮你改善一些。」

「真的吗？」她眼中闪过希望的光芒，随即又黯淡下来，「我试过很多方法，中药、西药、偏方，都没用。」

「不妨一试，」我说，「我这人从不打没把握的仗。」

那是我第一次说大话，实际上我并没有十足把握，只是不忍心看她失望的样子。

从那天起，我开始在实验室里研究特殊体质的调理方案。白天工作，晚上加班，查阅古籍，试验配方。

有天晚上，我在实验室忙到深夜，忽然听见敲门声。

「周主任，还没走啊？」是林芳的声音，「我来拿质检报告，看见你的灯还亮着。」

她站在门口，手里拿着一个保温壶，「给你带了点姜汤，晚上凉，喝点暖和。」

「谢谢，」我接过保温壶，「你怎么这么晚还在厂里？」

「加班啊，」她笑了，「月底了，质检报告要赶出来。」

我打开保温壶盖子，一股浓郁的姜香扑面而来，「你煮的？」

「嗯，」她点点头，「我那个...气味...不会影响汤的味道吧？」

她的小心翼翼让我心里一疼，「不会，很香。」

姜汤很烫，我小口啜饮，觉得胃里一阵暖意。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她的关心，比姜汤还要温暖。

渐渐地，我们成了厂里的话题。

「听说了吗？周主任和质检科的林芳走得挺近。」

「啧啧，周主任眼光真特别，那姑娘长得倒是清秀，就是那味儿...」

「可不是嘛，哪像人事科的刘晓丽，人美味香，周主任偏不看一眼。」

流言蜚语传到我耳中，我不以为意。倒是林芳，有次在走廊上听见办公室里的议论，脸色煞白。

「别在意，」我安慰她，「人言可畏，但不可信。」

「我不该和你走得太近，」她低声说，「会影响你的名声。」

「名声算什么？」我笑道，「我这人从小就另类，父亲是＇臭老九＇，爱读书的母亲被贬为车间工人，我早就习惯不同流合污了。」

她怔了怔，眼泪在眼眶里打转，「你不知道，我这辈子第一次遇到不嫌弃我的人。」

我为林芳配制了特殊的中草药浸液，是根据爷爷笔记中的一个古方改良的。

「每天洗澡后用这个擦腋下，」我交给她一瓶浅绿色的液体，「可能有点辣，忍着点。」

「什么成分？」她好奇地问。

「主要是艾叶、藿香、白芷，还有一味秘方，」我神秘地笑了笑，「这可是我爷爷的独门配方。」

一周后，林芳兴奋地找到我，「真的有效果！味道减轻了很多！」

「我就说吧，」我颇为得意，「古人的智慧不容小觑。」

渐渐地，我们的关系从同事变成了朋友。我发现她不仅工作认真，还很聪明，对中医也有浓厚的兴趣。

「如果不是因为我这体质问题，」有次她感叹，「我可能会报考中医学院。」

「现在学也不晚，」我鼓励她，「我可以教你。」

于是，我开始在周末教她认识草药，辨别方剂。她学得很快，常常提出一些我都没想到的问题。

我们的关系发展很慢，如同中药熬制，文火慢炖。直到那年中秋节，事情有了转机。

那天，厂里举办联欢会，我和林芳都被安排参加。晚会结束后，我送她回宿舍。

月亮又大又圆，树影婆娑，我们走在厂区的小路上，谁也没说话，却都心跳加速。

「立诚，」她突然停下脚步，「我有个问题想问很久了。」

「什么问题？」

「你...」她咬了咬嘴唇，「你接近我，是不是出于同情？」

月光下，她的眼睛闪着泪光，倔强又脆弱。

「不是同情，」我认真地看着她，「是欣赏。」

「欣赏？」她有些讶异，「欣赏我什么？」

「欣赏你的坚强，你的聪明，你对工作的认真态度，」我一口气说完，「还有，我觉得你身上有种特别的气质，像...像一味珍贵的药材，表面平凡，却蕴含非凡的价值。」

她低下头，肩膀微微颤抖，「没人这么说过我...都说我是有缺陷的。」

「世上哪有十全十美的人？」我轻声说，「我小时候被街坊称为＇书呆子＇，因为我总是捧着药书走路，撞了电线杆都不知道。」

她破涕为笑，「真的假的？」

「千真万确，」我故作严肃，「还有一次，我为了采药，掉进河里，被村里人笑话了好久。」

「那我们算不算同病相怜？」她抬头看我，眼中泪水未干，却已带着笑意。

「我们是同病相＇恋＇，」我鼓起勇气，握住她的手，「林芳，我喜欢你。」

她的手在我掌心微微发抖，「你会后悔的...」

「不会，」我坚定地说，「我周立诚做事，从来不后悔。」

就这样，我们开始了恋爱。工厂里的流言更甚，有人说我瞎了眼，有人说我是为了讨好厂长才接近她——因为她是厂长孙铁生的远房侄女，这点我后来才知道。

但林芳从不利用这层关系，反而比常人更加努力工作，从不让人说闲话。

我们恋爱的方式也很特别。周末，我带她去郊外采药，教她辨认各种草药；她则教我下棋，说我思维太直，需要学会迂回。

有次，我们去了我小时候住的老房子，如今已成了危房，大门锁着，但透过窗户，还能看见里面的药柜。

「这就是你长大的地方？」她好奇地打量着。

「是啊，」我指着后院，「那里曾经种满了草药，夏天开满了各色花。」

「你现在还记得哪些？」

「苍术、防风、桔梗、甘草...」我一一数着，「还有一株牡丹，是我母亲最喜欢的。」

「你真幸福，」她轻声说，「从小就生活在药香中。」

「你以后也会，」我许诺，「我们结婚后，在院子里种满草药和花。」

「结婚？」她惊讶地看着我，「你是认真的？」

「当然，」我认真地说，「除非你嫌弃我。」

「我怎么敢嫌弃你，」她眼里含着泪，「我怕的是你父母不同意。」

确实，当我告诉父母我要和林芳结婚时，他们起初并不赞同。

「儿啊，」母亲忧心忡忡，「不是妈看不起人家，这体质问题，会遗传的啊。」

「妈，您不是说这可能是种特殊体质吗？」我反问，「再说了，我是学医的，难道连这点问题都解决不了？」

「话虽如此...」母亲叹息，「可是日子是过一辈子的啊。」

父亲沉默良久，终于开口：「让我见见那姑娘吧。」

林芳来我家那天，特意沐浴更衣，用了我给她配的药液，还带了自己亲手做的点心。

「伯父伯母好，」她局促地站在门口，「打扰了。」

父亲仔细打量她，忽然问：「姑娘，你是哪里人？」

「吉林通化，」她答道。

「你家祖上可有医者？」父亲又问。

林芳摇摇头，「没有，我爷爷是伐木工人，父母都是工厂工人。」

父亲点点头，陷入沉思，忽然又问：「你小时候，身体可有什么特别之处？」

「我从小体味就重，」林芳坦然道，「上学时没人愿意和我同桌，只有您儿子不嫌弃我。」

父亲闻言，眼睛一亮，转身进了里屋，翻箱倒柜，拿出一本更老的线装书。

「是不是这个味道？」他指着书上的一段描述。

林芳凑过去看，不好意思地点点头。

「果然！」父亲抚掌大笑，「天意，这是天意啊！」

原来，那本古籍上记载了一种特殊体质，称为「白芷体」，此类人的汗腺分泌物虽然在常人看来气味异常，但实则是一种珍贵药材的前体。经过特殊提取和加工，可以制成名贵的「芷露」，用于治疗各种顽疾。

「这种体质万中无一，」父亲激动地说，「在古代，被视为药王之体，是医药世家梦寐以求的儿媳人选！」

那一刻，我看见林芳的眼中闪过震惊、疑惑、欣喜，最后化为感动的泪水。

「所以...我这不是缺陷？」她哽咽着问。

「不是缺陷，是上天的馈赠！」父亲肯定地说，「立诚有福气，娶了你，我们周家的医药事业就有救了！」

就这样，在父亲的极力支持下，我和林芳结婚了。婚礼很简单，只请了双方家人和几个至交好友。

厂里人议论纷纷，但我们已经不在乎。我们搬进了一套小两居，开始了新婚生活。

婚后，我们合作研究体质调理配方。林芳辞去了厂里的工作，专心跟我学习中医理论和药剂学。

我们把小阳台改造成了简易实验室，利用工作之余的时间进行各种尝试。

一次偶然实验中，我发现她的汗腺分泌物确实含有珍稀活性成分，经提炼后可入药，效果奇佳。

「你看！」我兴奋地展示显微镜下的结果，「这种分子结构，和传统＇芷露＇几乎一致！」

「真的？」林芳半信半疑，「那我这么多年的苦恼，竟然是宝贝？」

「你一直都是宝贝，」我笑着拥抱她，「只是以前没人发现而已。」

我们将这一发现与父亲分享，他老人家欣喜若狂，立刻翻出所有古籍，寻找相关记载和配方。

经过反复试验和改良，我们研制出了独特的体质调理药剂——「芳华灵」。

这种药剂不仅可以缓解特殊体质人群的异味问题，还能调理多种体质失衡的症状。

厂长孙铁生得知这一消息，立刻拍板决定投产，还给我们增加了专项研发经费。

「周主任，我就知道你是真才实学！」孙厂长拍着我的肩膀，「早就该支持你的研究！」

我没有揭穿他的前后矛盾，只是真诚地感谢他的支持。毕竟，时代在变，人心也在变。

「芳华灵」上市后，反响出奇地好。那些曾经和林芳有同样困扰的人，终于找到了解决方案。

我们接到无数感谢信，有人说药剂改变了他们的生活，有人说找回了自信，还有人因此找到了伴侣。

八十年代末，我们的中医调理配方进入了出口渠道，远销海内外。

林芳怀孕后，更加投入到理论研究中，整理古籍资料，寻找更多特殊体质的记载和调理方法。

「立诚，」一天晚上，她抚摸着隆起的肚子，忽然问我，「如果孩子遗传了我的体质，你会怎么想？」

「当然希望遗传，」我毫不犹豫地回答，「这可是医药世家的传承啊。」

「真的？」她有些怀疑。

「当然是真的，」我握住她的手，「没有你这种体质，就没有＇芳华灵＇，就没有我们今天的成就。」

「那如果别人嘲笑他呢？」她担忧地问。

「那我们就教他像你一样坚强，」我亲吻她的额头，「告诉他，这不是缺陷，是上天的馈赠。」

如今，「芳华灵」已成为知名品牌，我和林芳也从技术人员变成了企业家，拥有了自己的制药公司。

每当桂花飘香的季节，我总会想起高考那个夏天，感谢命运的安排，让我在万人回避的时刻，静静坐在她身旁，闻到了别人无法辨识的珍贵香气。

那个被人们视为缺陷的体质，竟成了我们最大的财富。

林芳常说：「是你让我明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价值，关键是遇到能发现这种价值的人。」

而我总会回应：「不，是你教会了我，所谓缺陷，不过是尚未被理解的独特之处。」

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像一味药材，有着自己独特的气味与功效。找到欣赏你气味的那个人，才是此生最大的幸运。

女同学有狐臭，只有我和她坐一起，后来我俩成婚才知道自己捡了宝

＂你闻起来怎么那么清香啊？＂新婚夜，我情不自禁地抱住妻子，把脸埋进她的脖颈。

＂哎呀，老贾，又取笑我。＂翠平的脸微微泛红，像是一朵含羞的山丁子花。

那是一九七七年的冬天，我们厂里的第一批工房刚分下来，十六平米的小屋里只有一张木板床、一个衣柜和一张方桌，却是我们的新天地。

窗外，北风呼啸，厂区的大喇叭正播放着《东方红》，那曲调在寒夜里显得格外雄壮。

屋内，煤炉上的水壶咕噜咕噜地冒着热气，翠平正慢慢将她的嫁妆——一床老家带来的红色棉被展开，那是她娘一针一线缝的，上面绣着喜鹊登梅。

＂当年要不是你，这辈子我都不敢想能有这么好的日子。＂翠平轻声说，眼里泛着幸福的光。

那一刻，我的脑海里不由自主地闪回到七七年春天，高中毕业前的那场座位调整。

王老师戴着老花镜，手里拿着一张纸，念着我们的新座位。

＂林翠平同学...＂王老师念到翠平的名字时，全班同学都交头接耳起来，我看到前排的李小凤还捂住了鼻子。

班里那些自诩前程似锦的同学，没人愿意跟翠平坐。大家都知道她有狐臭，躲得远远的。

＂翠平同学到这儿来坐吧。＂我举起手，示意身旁的空位。

教室里顿时一片哄笑，连王老师都愣了一下，推了推鼻梁上的老花镜，露出一丝意外的表情。

＂贾国忠，你鼻子不灵光吗？＂后排的张明冲我喊，引得全班哄堂大笑。

＂关你啥事儿呢？学习要紧！＂我瞪了他一眼，佯装生气地回了一句。

那时我家住在砖窑厂后面的筒子楼里，爹是烧窑的老师傅，娘在食堂切菜。院子里十几户人家共用一个水龙头，夏天全家就在院里乘凉，吃饭时能闻到隔壁王婶炒菜的香味。

从小在这环境长大，我早就习惯了各种气味——砖窑的土腥味、邻居家的咸菜味、院子里晾晒的衣服味。所以对我来说，翠平身上的气味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

翠平坐下后，轻声对我说：＂谢谢你，国忠。＂她的声音细如蚊呐，像是生怕惊扰了谁。

说实话，刚开始确实有些不适应，但我从不表现出来。我爹常说：＂人心都是肉长的，伤人的话，比刀子还疼。＂那时爹每天下工回来，满身的窑灰和汗味，可从没见娘嫌弃过。

翠平学习很好，特别是化学，总能拿满分。我们常常一起做作业，她还耐心地帮我补习功课。

＂贾国忠，这道题要用公式法。＂她用削得尖尖的铅笔在我的作业本上轻轻写下解题步骤，那字迹工整得像印刷的一样。

那年教室里除了一块黑板，就只有窗户上贴的剪纸，冬天冷得手指都冻僵了，她还是认真地给我讲题。

毕业那年，全班都在为分配工作紧张。有天下午放学，我和翠平一起走出校门，看到学校大门口贴出了分配名单。

＂林翠平、贾国忠——市红星纺织厂＂

我高兴得一蹦三尺高：＂太好了！我们分到一起了！＂

翠平的眼眶有些湿润，她轻轻地说：＂国忠，我怕去了厂里，别人会像班里同学一样...＂

＂怕啥！咱们好好干，让他们瞧瞧！＂我拍着胸脯保证。

那天，我俩一路走到河堤上，夕阳把河水染成了金色，远处的纺织厂烟囱冒着白烟，那将是我们未来工作的地方。

进厂那天，我穿着爹给做的新工装，挎着娘缝的蓝布挎包，像模像样地去报到。厂门口的大喇叭正播放着《歌唱祖国》，工人们骑着自行车进进出出，铃声此起彼伏。

厂里的工人大多是上了年纪的老师傅，我和翠平这样的高中生算是文化人。车间里吵闹，灰尘多，特别是夏天，闷热难当。

翠平被分到了织布车间，我则去了修理班。每天中午，我们都在厂食堂碰面，一起吃饭。食堂里飘着大白菜炖豆腐的味道，墙上挂着＂勤俭节约＂的标语，工人们排着队打饭，叮叮当当的饭盒碰撞声不绝于耳。

＂哟，国忠，你怎么总跟那个有狐臭的姑娘一块儿啊？＂织布车间的小李端着饭盒，挤眉弄眼地问，＂全厂都知道她那毛病，你鼻子不好使吗？＂

＂你懂什么？人家翠平心灵美着呢！再说了，谁还没点毛病了？＂我反驳道，＂你不也有口臭吗？天天吃大蒜！＂

小李被我说得哑口无言，周围的工友都笑了起来，敲着铁饭盒起哄。

车间主任老郑路过，敲了敲我的脑袋：＂小贾啊，嘴巴够损的。不过说得对，人不能光看表面。＂

那个年代的工厂生活，单调而充实。每天早上六点，厂区的广播准时响起，催促工人们起床；晚上八点，宿舍楼里的电灯一齐亮起，年轻人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拉家常。

我住在单身宿舍，六个人一间，打开窗户就能看到对面的女工宿舍。有时候，我会趁着拿水的功夫，抬头看看翠平的窗口，那里常常亮着灯，她的影子投在窗帘上，细细的，瘦瘦的。

＂哟，老贾又望天呢！＂同宿舍的老王打趣道，＂看什么呢？莫不是在看你那个臭媳妇儿？＂

＂王师傅，您嘴巴放干净点！＂我气得脸都红了，＂人家翠平咋了？论工作，比你强多了！你看看，去年厂里劳模表彰会上，谁的名字排第一？＂

王师傅嘿嘿一笑：＂我就逗你玩呢。不过翠平确实是个好姑娘，就是那毛病...＂

＂有啥毛病！＂我打断他的话，＂我看你们才有毛病！眼睛长在头顶上，看不见人家的好！＂

一九八零年初，改革的春风吹进了纺织厂。厂长张叔在全厂大会上宣布，要进行技术改革，提拔一批有文化程度的年轻人。

那天，车间广播喊我和翠平去厂办公室。

办公室里，墙上挂着毛主席像，下面是一排排证书和奖状。张厂长坐在办公桌后面，桌上放着一台黑色的转盘式电话机和一个搪瓷茶缸，茶缸上印着＂为人民服务＂几个红字。

＂贾国忠，林翠平，你们两个表现不错。＂张厂长抽着烟，烟灰掉在桌上的报纸上，＂特别是林同志，厂里准备把你调到研发组，负责新型香皂配方的研制工作。＂

我惊讶地看着翠平，她低着头，脸上泛起红晕，手指紧紧攥着衣角。怎么会是她？全厂上下都知道她有狐臭，怎么偏偏让她去研究香皂？

回宿舍的路上，车间的大喇叭正播放着《年轻的朋友来相会》，工人们推着自行车往家赶，夕阳把厂房的影子拉得老长。

翠平走在我身边，一直沉默不语。

＂翠平，恭喜你啊！＂我打破沉默，＂研发组待遇好，活也轻松。＂

＂国忠...＂翠平犹豫了很久，终于开口，＂我有件事想告诉你。＂

她带我去了自己的宿舍，那是一间四人间的女工宿舍，现在只有我们两个人。屋子里整洁得很，床上的被子叠得方方正正，窗台上放着几盆绿植，还有一个小收音机。

翠平从床底下拿出一个旧木盒。那是一个老式的茶叶盒，上面的漆有些脱落，但依然能看出当年的精致。她小心翼翼地打开盒子，里面整齐地排列着各种小瓶子，散发着淡淡的草药香。

＂这是我爷爷传下来的偏方，专治狐臭。＂翠平的声音很小，像是怕被人听见的秘密，＂爷爷是老中医，这方子在我们家传了三代。我高一那年就开始自己调配药方，一直在改进。现在，我的狐臭已经好很多了。＂

她拿出一个小瓶子，倒出一点淡黄色的液体在手腕上：＂闻闻看。＂

我凑近闻了闻，确实有一股淡淡的清香，像是刚下过雨的田野，又像是晒过的青草。原来最近和她在一起，总能闻到这种味道，不是香水味，而是一种自然的清新气息。

＂厂长得知后，想让我把配方改良用于香皂生产。＂翠平抬起头，眼里闪着光，那一刻她的眼神坚定而自信，＂国忠，谢谢你一直不嫌弃我。＂

窗外，厂区的大喇叭开始播放《团结就是力量》，夕阳的余晖透过窗户，洒在她的脸上，给她镀上了一层金色的光环。

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这个坚强的姑娘一直在默默承受着，同时又在努力改变自己的命运。

＂翠平，我...＂我想说些什么，却被她打断。

＂国忠，你不用说什么。＂她收起木盒，脸上露出淡淡的微笑，＂这些年，是你的善良给了我勇气。＂

从那天起，翠平每天都早出晚归，在研发组忙得不可开交。我们见面的机会越来越少，只有在食堂或者厂区的路上偶尔碰面，匆匆打个招呼。

厂里的广播站开始经常报道研发组的工作进展，翠平的名字频频被提起。慢慢地，那些曾经嘲笑过她的人，态度也开始转变。

＂老贾，你那个朋友真了不起！＂修理班的师傅们议论道，＂听说她研制的香皂配方很特别，厂长都亲自过问。＂

到了一九八一年春天，厂里的新型中草药香皂试产成功，第一批产品立刻被抢购一空。厂门口贴出了大红喜报，上面有翠平和研发组成员的合影。照片上的翠平穿着整洁的白大褂，笑得格外灿烂。

那天，全厂开表彰大会。厂长亲自给翠平颁发了奖状和奖金，还在台上宣布她被提升为技术组长。我在台下使劲鼓掌，心里比自己受表彰还高兴。

会后，厂里放映了露天电影《青春之歌》，工人们搬着小板凳，坐在厂院里，热热闹闹地看起来。我和翠平坐在后排，夜风轻轻吹过，带着初春的凉意。

＂国忠，谢谢你来。＂翠平轻声说。

＂这有啥，你可是咱厂的大红人了！＂我笑着说，心里却有些失落，觉得她现在是技术组长了，地位提高了，大概不会再搭理我这个修理工了。

几天后，翠平约我去市里的人民公园。那天下着毛毛细雨，公园里游人稀少。柳树刚抽出嫩芽，湖面上飘着薄雾，几只野鸭子划过水面，留下一道道涟漪。

我打着厂里发的黑色雨伞，翠平穿着一件淡蓝色的雨衣，我们并肩走在湖边的小路上。

＂国忠，我有话想对你说。＂翠平手里捏着一块手帕，那是她常年带在身上的，方方正正的白手帕，边缘绣着一圈小花，＂记得高中时你为什么肯和我坐一起吗？＂

＂那有啥，谁还没个毛病啊。＂我挠挠头，有些不好意思，＂再说了，你学习好，跟你坐还能蹭点题呢！＂

＂那时候，我就暗暗喜欢上你了。＂翠平的声音轻得像是一片落叶，雨滴打在雨衣上，发出轻微的响声，＂我研究除臭方子，不仅是为了自己，也是想...＂她没说完，脸已经红到了耳根。

＂想啥？＂我故意装糊涂。

＂想配得上你。＂她终于说出来，眼睛看着湖面，不敢看我。

我心里像灌了蜜一样甜。从初见到现在，这姑娘早已在我心里扎了根。高中时她帮我补课，辛辛苦苦教我做题；工厂里她被人嘲笑，从来没有抱怨过一句；现在她成了技术骨干，依然保持着当初的纯真和善良。

＂翠平，咱俩在一起吧！＂我一把抓住她的手，＂我早就想说了，就是怕你嫌我没出息。＂

＂你在我眼里，一直是最好的。＂翠平眼睛湿润了，不知是雨水还是泪水。

我们并没有急着领结婚证。那时候，厂里规定要积累三年工龄才给分房，我们决定再等等。

这段时间里，翠平继续在研发组工作，她的中草药香皂配方不断改进，产品线也从香皂扩展到了洗发水和护肤品。而我被提拔为修理班的组长，负责厂里大型织布机的维修工作。

每天下班后，我们常常在厂区的小花园见面，或者去图书馆看书。图书馆里的书虽然不多，但翠平总能找到她感兴趣的化学书籍，而我则喜欢看《工人日报》和一些机械方面的杂志。

一九八二年秋天，厂里终于给我们分了房。那是厂区新建的工人宿舍楼，虽然只有一室一厅，但对我们来说已经是天大的喜事。

结婚那天，班里的同学都来了，就连当年最爱取笑翠平的张明也带着礼物来道歉。

＂国忠，当年真是我们瞎了眼，翠平现在可是咱厂的香皂大师傅啊！＂张明有些不好意思地说。

＂她一直都是宝，只是你们不识货罢了。＂我笑着拍了拍他的肩膀。

我爹娘准备了一桌丰盛的饭菜，虽然没有大鱼大肉，但有娘腌的咸菜、爹酿的米酒和邻居家送的自家养的鸡蛋。院子里拉起了彩带，放着录音机，播放着《爱的奉献》，邻居们都来帮忙，热热闹闹的。

结婚的日子，阳光明媚。翠平穿着一身红色的连衣裙，头上别着一朵塑料花，手里拿着一个小小的化妆包，那是她的全部嫁妆。

我穿着刚买的西装，虽然有点紧，但还是挺直了腰板，像电影里的男主角一样，牵着她的手走进了我们的新家。

那是一个简单的仪式，没有豪华的婚车，没有昂贵的钻戒，但在那个年代，我们已经比许多人幸福得多。

新婚夜，我抱着翠平，闻着她身上那股淡淡的清香，感到无比满足。

＂老贾，你知道吗，这香皂配方其实是我改良的。＂翠平靠在我怀里，轻声说，＂爷爷的方子只能暂时压住气味，我参考了古方，加入了几味新药，才真正解决了问题。＂

＂我就知道我老婆最聪明！＂我亲了亲她的额头。

＂当初要不是你不嫌弃我，我可能早就放弃了。＂翠平的声音有些哽咽，＂那些年，每天晚上我都熬药水洗澡，手指头都泡烂了，就是想让自己干净一点，不让别人嫌弃。＂

＂傻丫头，谁说你有毛病了，那是他们不懂得欣赏。＂我紧紧抱住她，心疼得不得了。

后来，翠平的除臭配方经过改良，成了厂里的拳头产品，不仅在国内销售，还出口到了东南亚。我们用第一笔奖金买了一台缝纫机和一辆永久牌自行车，日子过得红红火火。

八三年，我爹因为多年在窑厂工作落下了肺病，翠平二话不说，把爹娘接到我们家一起住。虽然屋子小了点，但一家人其乐融融。翠平每天给爹熬中药，还把研发组学到的知识用在调理爹的身体上，不到半年，爹的病就好了大半。

娘常常感动得直抹眼泪：＂翠平啊，是我们贾家几辈子修来的福气，才娶到你这么好的媳妇。＂

八五年，我们的儿子出生了，取名贾小明，意为明亮的未来。小家伙长得虎头虎脑，特别喜欢笑。翠平一边带孩子，一边继续在厂里工作，常常累得腰酸背痛，但从不抱怨。

我看在眼里，疼在心里，下班后总是主动承担家务，好让她多休息。有时候，我抱着儿子在院子里晒太阳，邻居们都羡慕地说：＂老贾家的媳妇真不错，又能干又贤惠。＂

听到这些话，我心里总是美滋滋的。那些曾经因为狐臭而嘲笑翠平的声音，早已被时间冲淡，人们记住的只有她的善良和才华。

九零年代初，厂里开始改制，很多老工人下岗。我和翠平因为技术过硬，保住了工作，还双双被提拔为中层干部。

小明上小学了，成绩总是名列前茅，特别是化学，一看就是随了他妈。翠平常说：＂咱们家的孩子，一定要有真本事，不能靠关系吃饭。＂

日子一天天过去，转眼间，当年那个在高中教室里举手要与翠平同桌的少年，和那个有着狐臭却坚强勇敢的女孩，都已经成为了工厂的中坚力量，儿子也长成了英俊的小伙子。

今天，是我们结婚十五周年纪念日。我特意买了一束康乃馨，那是翠平最喜欢的花。

＂老贾，又花钱买这些没用的东西。＂翠平嘴上嗔怪，眼里却满是欢喜。

晚上，我们坐在阳台上，喝着茶，看着窗外的月亮。厂区的大喇叭已经不再播放革命歌曲，取而代之的是流行歌曲和新闻播报。

＂翠平，你后悔过吗？＂我突然问道。

＂后悔什么？＂她有些疑惑。

＂后悔嫁给我这个穷修理工。＂

翠平笑了，那笑容依然如当年般清澈：＂傻子，当年如果不是你，我可能早就被同学们打击得放弃自己了。是你让我相信，即使有缺点，也能被人真心接纳。＂

我握住她的手，那手因为多年的劳动已经不再细腻，但依然温暖有力。

＂人这一辈子，遇见一个懂你的人，比什么都珍贵。＂翠平靠在我肩上，轻声说。

现在想来，生活就像那老旧的自行车轱辘，看似平凡却不断向前。真正的宝藏，不是什么配方，而是那颗始终如一、不畏艰难的心。

我和翠平，相互扶持走过这些年，从未后悔那个高中教室里举起的手。因为正是那个看似微不足道的举动，让我们收获了一生的宝藏。

1987年，我娶了隔壁村有狐臭的女人，20年以后，大家都夸我

一个女人的体香

＂喂，王建国，你疯了吧？娶个狐臭女人，这辈子咋过？＂村口的老柳树下，几个闲汉看我过来，笑得前仰后合。

我放慢脚步，笑而不语。

那是一九八七年的春天，我刚和李秀兰结婚不久。

我叫王建国，今年三十二岁，土生土长的河北小岭村人。

这个年代，农村里的男人大多二十出头就成家立业了，我这个＂老大难＂终于解决了个人问题，村里人却不看好。

说起秀兰，我们从小认识。

她家在隔壁柳树村，跟我们村隔着一条小河，小时候常在河边摸鱼捉虾。

秀兰从小就是个出了名的勤快姑娘，在村里的缝纫组做活，手艺在附近几个村子里都有口皆碑。

只是她有个让人难以启齿的毛病——狐臭。

那会儿农村女孩子大多在二十岁前就嫁人了，秀兰都二十七了，还没说上亲事。

村里的媒婆提起她来都摇头：＂可惜了，这么好的姑娘，就是那股味太重。＂

记得去年冬天，我鼓起勇气去她家提亲，她娘红着眼圈对我说：＂建国啊，你是个好后生，家里条件也不差，咱俩家也是世交，我不想耽误你。＂

＂秀兰这孩子命苦，这毛病治了好多年都不见好，你可想清楚了。＂

我笑了笑，说：＂大娘，人好就成。＂

＂咱农村人，过日子靠的是双手，不是靠鼻子。＂

那时候，乡里乡亲的都笑话我，背地里叫我＂鼻子不灵光＂。

有的还说我是贪图秀兰家的三间砖瓦房，才娶了她。

秀兰知道村里人的闲言碎语，总是低着头，不敢跟我走得太近。

新婚之夜，她红着脸在门外站了好久才进来，手里还拿着一瓶自制的花露水。

＂我知道我身上有味道，你要是闻不惯，我就睡外间。＂她小声说。

我一把拉过她的手：＂咱是夫妻，睡一块儿。＂

那会儿正是农村改革开放的年代，生产队刚解散，家家户户开始分田单干。

秀兰嫁给我的第二天，我们就商量着该怎么过日子。

在队里干活一年挣不了几个工分，眼看着城里人生活越来越好，我也心痒痒的。

秀兰提议：＂咱们租块地种蔬菜吧，镇上的自由市场刚开，听说菜价不错。＂

就这样，我和秀兰承包了村边一块荒地，开始种菜。

每天凌晨四点，天还没亮，秀兰就起床摘菜，装筐，然后骑着我爹淘汰下来的那辆破旧凤凰牌自行车去镇上卖。

无论刮风下雨，从不间断。

那时候，农村通电时间短，很多人家里还没装电灯，秀兰就打着煤油灯做准备工作。

夏天最难熬。

天气炎热，汗水浸透衣裳，秀兰身上的气味就更重了。

我常看见她趁没人时，偷偷掏出手帕擦汗，然后把湿透的衣服往身上拽一拽。

有时候卖菜回来，她会先到村口小河边洗个澡才回家。

一次我去接她，远远地看见她蹲在河边洗脸，然后从布包里掏出一个小瓶子，往腋下抹了抹。

她不知道我看见了，我也没说破。

市场上卖菜的人多，秀兰怕熏着别人，总是把摊位摆在最边上，远离人群。

有些老顾客知道她的菜新鲜，价格也公道，专门来找她买。

可更多的人嫌她身上有味，绕道走开。

每次看到这种情况，我心里就像打翻了五味瓶，酸甜苦辣咸，说不出的滋味。

有一次，几个小年轻故意凑到秀兰摊前，捂着鼻子大声嚷嚷：＂哎呀，这什么味啊，臭死了！＂

秀兰涨红了脸，眼泪在眼眶里直打转。

我正好去送菜，看见这一幕，冲上去理论：＂你们干啥呢？欺负一个女人算什么本事？＂

＂哟，这不是＇鼻子不灵光＇吗？＂一个瘦高个笑嘻嘻地说，＂娶了个狐臭媳妇，真是绝配！＂

我气得脸通红，正要动手，秀兰拉住了我：＂算了，别跟他们一般见识。＂

回家的路上，秀兰一直沉默不语。

晚上，我发现她拿出攒了好久的十块钱，跟我说想去县城医院看看。

＂医生早就说了，这病治不好的。＂我劝她，＂咱钱来得不容易，别浪费了。＂

秀兰摇摇头：＂我总得试试，不能一辈子这样。＂

日子虽然清苦，但我们省吃俭用，舍不得花一分冤枉钱。

那会儿，农村人家一年到头也吃不上几次肉，秀兰更是能省则省。

她自己缝纫手艺好，家里的衣服都是她做的，连我的裤子补丁都整整齐齐，看不出痕迹。

一年下来，居然攒了一千多块钱。

在那个工人月工资才几十块的年代，这可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一九八九年冬天，秀兰突然对我说想去县城学医。

我愣住了：＂你念过几年书啊就学医？＂

秀兰只上到初中就辍学了，家里穷，供不起。

她低着头说：＂我只是想跟老中医学点皮肤科的知识。＂

＂听说县医院的王大夫看皮肤病很有一套，我去跟他学学，说不定能治好我自己的病。＂

我明白了她的心思，二话没说把钱给了她。

老话说得好，家有一老，如有一宝。

我爹知道这事后，从箱底翻出一个旧皮夹子，里面有两张崭新的五十元大钞，是他这些年的积蓄。

＂拿去吧，给秀兰治病。＂爹说，＂她是个好媳妇，比那些嫌贫爱富的姑娘强多了。＂

从那以后，秀兰每周都去县城一次，坐班车去，要花一个多小时。

那几年，交通不便，班车还是稀罕物，一天就三班，她天不亮就得起床赶车。

白天帮我种地，晚上就点着煤油灯看医书。

有时候我半夜醒来，发现她还在灯下记笔记，脸色疲惫。

＂你别太累了，＂我心疼地说，＂慢慢来。＂

她抬头冲我笑笑：＂我没文化，记东西慢，得多下功夫。＂

冬天的农村，没有暖气，屋里冷得要命。

秀兰裹着厚厚的棉袄，手冻得通红还在翻书。

我悄悄在她的茶杯里加了热水，她却舍不得喝，说怕半夜起来上厕所耽误学习。

就这样，她跟着县医院的老中医王大夫学习，风雨无阻。

王大夫七十多岁了，看她这么用功，也很喜欢这个朴实的农村姑娘。

除了教她看病，还经常给她一些草药。

慢慢地，我发现她身上的气味淡了许多，但她从不提这事，好像怕说出来就不灵了。

我也装作没注意，只是在心里高兴。

九十年代初，国家政策越来越好，农村开始富起来。

村里人陆续外出打工，有的去了省城，有的甚至去了深圳、广州这些我们听都没听过的地方。

看着大家伙儿都忙着奔小康，我也坐不住了。

＂要不咱也出去闯闯？＂我对秀兰说。

她思考了一会儿，说：＂咱们不如开个小诊所，专治皮肤病。＂

＂我这些年跟王大夫学了不少，虽然不能开大处方，但一些常见皮肤病还是能看的。＂

我有些担心：＂可你没有行医资格啊，万一出事怎么办？＂

秀兰笑了：＂我就开些外用药，不会有事的。＂

就这样，我和秀兰在自家院子里腾出一间屋子，挂了块＂皮肤科诊所＂的木牌。

起初生意冷清，一天也来不了几个人。

很多村民不相信秀兰能看好病，都宁愿多花钱去县医院。

直到有一天，村里李队长的孙子得了顽固湿疹，吃了好几副药也不见好。

李队长的儿媳妇无意中听说我家开了诊所，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来了。

秀兰给孩子看了看，说：＂这是湿热内蕴，外用药膏治标不治本。＂

她配了一副中药，又给了一瓶自制的药膏，嘱咐每天涂抹三次。

一周后，孩子的湿疹竟然好了大半。

这个消息一传十，十传百，慢慢地，从邻村甚至更远的地方都有人来看病。

那时候，很多人家里还没有电话，只能靠口耳相传。

电视机也是黑白的，能有个收音机就不错了。

但秀兰的名声却传得很快，因为她的药确实有效。

小诊所渐渐忙起来，一天要看二三十个病人。

秀兰怕耽误别人，常常顾不上吃饭。

我心疼她，就帮着抓药、收钱，有时候还炒两个菜，等她忙完了一起吃。

有天晚上，我无意中发现秀兰正对着镜子涂抹一种自制的药膏。

她见我进来，脸一红：＂这是我研究的配方，对狐臭有效。＂

我心里一阵酸楚，原来这些年她一直在偷偷治疗自己的病。

＂效果怎么样？＂我问。

她笑了笑：＂好多了，你没发现吗？＂

我装作惊讶：＂真的哎，我最近怎么没闻到什么味道？＂

秀兰眼睛亮了起来：＂真的？那我的方子有效！＂

她兴奋地翻出一个小本子，密密麻麻记着各种配方和用药心得。

＂这些年，我一直在研究这个病。＂她说，＂王大夫告诉我，这病要内外兼治。＂

＂外用药膏控制症状，内服中药调理体质，再加上饮食调理，慢慢就能好转。＂

我拿过本子翻了翻，发现里面记载了十几种不同配方，旁边还有详细的使用感受和效果评价。

有些配方后面打了叉，看来是不起作用的；有些则标了星号，应该是效果不错。

＂你这是在做科学实验啊。＂我半开玩笑地说。

秀兰认真地点点头：＂差不多吧，我想把这病彻底治好，让更多和我一样的人不再受苦。＂

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了什么叫＂一门心思＂。

秀兰对医学的热爱，不仅仅是为了治好自己，还想帮助更多的人。

这种执着和坚持，让我深受感动。

一九九五年，村里通了电话，我们家也安装了一部，方便病人预约。

那是个黑色的转盘电话机，拨号时＂嘀嘀嗒嗒＂的声音现在想来还挺亲切的。

这一年，秀兰收了两个徒弟，都是附近村子的年轻人，想学医但没钱上大学的。

秀兰把自己这些年的心得都教给他们，还让他们跟着王大夫学习。

王大夫已经八十多岁了，见秀兰这么用心，很是欣慰，把自己珍藏的一些古方也传给了她。

一九九七年，国家开始整顿乡村医疗市场，要求所有行医者必须持证上岗。

秀兰紧张了好一阵子，怕自己的诊所被取缔。

好在王大夫帮忙，给她写了推荐信，加上这些年她治好的病例颇多，最终通过了考核，拿到了＂乡村医生＂证书。

诊所正式挂牌，取名＂秀兰皮肤专科＂。

那天晚上，我们破天荒地开了一瓶二锅头庆祝。

秀兰平时不沾酒，那天却喝了一小杯，脸蛋红扑扑的，像个小姑娘。

＂建国，这些年苦了你了。＂她靠在我肩膀上小声说。

我摸摸她的头：＂傻瓜，咱们是夫妻，同甘共苦是应该的。＂

进入新世纪，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

诊所扩建了，从原来的一间屋子变成了三间。

我们添置了新设备，请了护士，每天的病人越来越多。

很多人慕名而来，有的甚至从外省赶来看病。

秀兰研制的狐臭药膏也有了名气，不少人用了都说效果不错。

有个药商想收购她的配方，出价五万元。

那年头，五万块可不是小数目，我心动了，但秀兰却坚决不卖。

＂这配方是王大夫传下来的，加上我这些年的心血，不能卖。＂她说，＂再说，卖了配方，那些和我一样的病人找谁去？＂

二零零七年，我们的诊所已经成了县里小有名气的中医皮肤科。

那年秀兰四十七岁，头上已经有了不少白发，但精神比年轻时还要好。

她每天早上五点起床，先是一套太极拳，然后开始一天的工作。

即使到了冬天，她也坚持这个习惯，院子里常常能看到她瘦小的身影在晨雾中舞动。

那天，县电视台来采访＂最美乡村医生＂，记者问秀兰为何选择学医。

她笑了笑说：＂因为想治好别人的痛苦。＂

只有我知道，她最初是为了治好自己的痛苦。

采访结束后，记者悄悄问我：＂李医生以前是不是有狐臭？我听老人说起过。＂

我笑着摇摇头：＂那都是传言，我跟她这么多年，从没闻到什么怪味。＂

记者半信半疑，但也没再追问。

回家路上，秀兰拉着我的手说：＂谢谢你替我遮掩。＂

我握紧她的手：＂傻丫头，说啥呢。＂

如今，秀兰已经完全没有了狐臭，诊所里每天人来人往。

她研制的药膏经过改良，不仅对狐臭有效，对多种皮肤病都有很好的疗效。

乡亲们见了我都说：＂建国，你真有福气，娶了个好媳妇！＂

＂当初那些笑话你的人，现在有病也来求秀兰治呢！＂

我只是笑而不语。

二十年前，谁能想到一个农村姑娘能凭着自己的努力成为远近闻名的医生？

谁能想到那些嘲笑我们的人，现在会对我们敬佩有加？

人生啊，真是充满了意想不到的转折。

但我知道，这一切都不是偶然。

是秀兰那股子不服输的劲头，是她对生活的热爱和坚持，才有了今天的成就。

前几天，秀兰的一个病人送来一幅字，上面写着＂妙手回春＂四个大字。

秀兰看了，笑着说：＂这是给咱们俩的。＂

＂没有你这些年的支持，我什么也做不成。＂

我摸着她的手，那双曾经粗糙的手如今已经变得柔软。

岁月在她脸上留下了痕迹，眼角的皱纹、额头的纹路，都记录着我们共同走过的艰难岁月。

但在我眼里，她永远是那个站在河边，羞涩地朝我笑的姑娘。

真正的福气不是现在的荣华，而是那些艰难岁月里，一个女人默默忍受、不懈努力的坚韧与大爱。

那种香气，比任何体香都要芬芳持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