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日本人奇特的“光荣”传统 居然把屁敬为神
• 2、年度人物：尤物度众生，油物辣眼睛
• 3、黄永年：读陈寅恪先生《狐臭与胡臭》

日本人奇特的“光荣”传统 居然把屁敬为神

一起闻屁味儿的才是朋友

笔者常常对各国的奇特风俗和文化现象感到好奇，所以只要碰到相关书籍，无论是专业书还是通俗读物、杂志，都贪读不厌。

我在此谈及我广泛的读书兴趣，不是想夸耀我的阅读力，而是因为我从杂读中发现了一些有价值的东西。

以细心出名的日本人总是对各种各样细小的素材都要加以深入研究，并把研究结果编成书刊发行。这种现象真是世界罕见。

既有毕生研究杨贵妃腋臭到底是什么味道的学者，也有专门研究一个厕所和枕头的怪人。而专门研究放屁并写出一本巨著的怪人也不少。

也有人讥笑他们喜欢研究鸡毛蒜皮的可笑行为。我曾经对韩国和中国的普通人谈到过这种现象，他们大多也是嘲笑日本人小心眼。

我曾在《瞧，这三国人》中讲过，只有理解了中国人不顾场合放屁的生理文化现象，才能很好地理解中国人。后来通过读书发现，原来日本人也有“放屁文化”。

对于连极小的生理现象也不放过的贪心的日本人来说，“放屁”自然也成为研究的对象，以至于出现了名为“放屁学”的一门“新学问”。

实际上，通过观察日本人和日本人的放屁，不仅可以窥见日本人的放屁文化，而且也是一个接近日本文化的大好机会。

首先，仅是关于放屁的专业书籍、通俗读物、小说、散文等的种类就有数百种。比如：

《放屁学概论》、《屁》、《放屁粹门记》、《一发》、《屁事典》、《屁学入门》、《放屁集》、《放屁先生》、《放屁考》……

单纯看一下日语中屁的名称，就可以知道其表现方法比其他国家丰富得多。

不同的国家对放屁有不同的称呼，汉语叫屁，韩语是放气，英语是fart，法语是pet，德语是blhung或furz，俄语是bêep，拉丁语是pedo。用p、f、b序列的发音标注“屁”的名称的情况，世界各国都基本相同。这大概是因为放屁的声音与“bong”、“beng”、“bu”、“pu”的发音相似的缘故吧。

在日语中，“屁”俗称“bu、pu”，其汉字词是“屁”，但并不仅止于此，还有其他多种俗称和表现方法。像比较文雅的名字“下风”，即底下起的风的意思。民间还称放屁为“鸣(nara)”，它来自日语鸣叫的意思，日语中“鸣”的发音在韩语中是国家(nara)这一神圣意思，而日语却是放屁的意思，这样一来，韩国的国家就变成日本的放屁了。

另外，放屁又名转矢气、人间乐器、后门笛声等。甚至还有青梅竹马的意思，表示为“一块闻屁味儿的朋友”。连屁味都一起闻着长大，大概也不亚于青梅竹马了。

最为稀奇的是，在日本还有一种把屁敬为神的习俗。据说把屁视为管理厕所的一种神。相传大正时期在冈山市有奈罗须神社，可并没有确凿的证据。但是据说冈山农民插秧的时候，使人发笑的放屁宫却确有其实。总之，将屁都尊崇为神的多神国家大概非日本莫属了。

也只有日本才有把佛教都用屁来加以比喻的风俗。著名的高僧仙崖曾作过一幅名为《屁》的画。画中绘了一个男人屁股朝天放屁的姿态，上面还有一行毛笔字：

易把放屁想成坏东西，“扑哧”一词即“佛”也。

借放屁的声音(puchi)和日语中“佛”的发音相同来比喻放屁即为佛。

日本动画片中经常出现的名僧一休也有过类似的趣闻。有一天，一个人问一休如何才能成佛，一休立刻说：“太简单了。”同时他撅起屁股放了一个屁，然后说：

“这样就成佛了。”

因为放屁的声音与日语中佛的发音相同，所以一休说在放屁中就可以找到佛了。从这一点我们可以感觉到日本人对佛的虔诚和他们奔放洒脱的幽默，而在中国和韩国，佛具有至高无上的神圣威严，绝对没有人会想到要把它用屁来加以比喻。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人和韩国人的绝对理念。

屁响梅香去无踪

中、日、韩的古代笑话或民间故事中都经常出现有关放屁的故事，但不同的是，甚至在日本的近代新闻中“屁”也仍然时常登场亮相。可见，在日本人眼里，放屁也成新闻。

1897年5月18日、19日的《朝日新闻》中曾有过这样一条新闻：有一个叫胜郎的青年在妓院因为妓女不合心意而和主人吵了起来，这时主人放了一个屁，于是胜郎一气之下就拿刀把主人杀了。1964年4月13日的《东京新闻》也报道了一件以放屁为导火线的杀人事件。还有1981年3月2日东京《日日新闻》中载有一则某男子与妓女在院子里赏梅时，因路人一个臭屁而引起是非的新闻，题为《屁响梅花落》，如此优雅的标题下竟是臭气熏人的内容。明治时代有一位名为宫武外骨的鬼才，甚至留下了“监狱就是放屁王国”的警句。数次入狱的他曾在《大阪新闻》中多次描述他的亲身经验，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在监狱中主要吃小麦饭，所以经常放屁，每间牢房里都嘣嘣直响，以至于看守也习惯了这种声音和气味。

还有一件发生在东京某著名监狱里的趣闻。本来监狱里是禁止窃窃私语的，但由于放屁是生理现象，所以不做禁止要求。有一天，某个牢房里突然传出了一声很大的放屁声，接着，其他牢房里也条件反射似的一时间屁声四起。于是整座监狱里都笑翻了天。

即使是在森严的监狱里，放屁也能超越了贵贱之分引起人类本能的共鸣。如此看来，放屁又似乎是调节人际关系的润滑剂。

我在日本生活期间还发现了一件事，那就是放屁和日本文学有着很深的缘分。即使把放屁看做日本文学的直接素材也不为过。

日本文学，自古就有以放屁为素材的“光荣”传统。无论是古代的和歌、俳句、狂言，还是现代的散文、小说、诗歌，都经常出现“放屁”的内容。

俳句的代表高滨虚子还有一篇题为《放屁》的随笔呢。其中写了十次放屁的始末。战后日本新一代文学的旗手，以《日本文化私观》、《堕落论》等名作而风靡日本的作家坂口安吾也留有题为《放屁先生》的名作。它描写了故事的主人公法师为忍住放屁而最终致死的命运。评论家指出，作品中蕴含了于无聊世界中洞察人间生死的作者坂口安吾对普通人的憧憬。

日本现代文人的代表之一安冈章太郎于1977年发表了《放屁集》，文章记述了他幼年在首尔(汉城)生活时，有一次不小心在一位贵妇人面前放屁的失礼行为。

小说家太宰治于1939年发表的随笔《富岳百景》中关于自己和师傅爬富士山时放屁的叙述十分有名。文章中有一名句“富士山上，还是月见草最般配”，但我觉得改为“富士山上，还是放屁最般配”似乎更恰当。

后来，师徒二人就自己有没有放屁进行了争论，但据说放屁的正是作者本人。现在师徒二人都不在人世了，所以关于“放屁”的争论也就成了日本文学史上永远的悬案。

日本的名人和放屁有缘。与柳田国男并称为“日本民俗学两大泰斗”的天才南方熊楠少年时曾为研究屁的颜色而在澡堂里进行过实验。但最终只留下了“根据食物的不同，屁可以有5种颜色的假说”后，就中断了研究。

据说著名的诗人、野鸟研究家中西悟当曾用屁声演奏日本国歌《君之代》。用屁声演奏乐曲，不用说实际去做，就是只说一说也是很困难的，而中西悟当竟然能做到，这真不能不让人惊叹。用肮脏的屁来演奏神圣的国歌，在韩国和中国是绝对不可以想象的。在这两个国家，谁敢用屁声来演奏国歌?

日本著名的思想家、五千日元纸币的征象人物新渡户稻造据说也十分喜欢与朋友谈论放屁。

这次再讲一个我在日本亲身经历的放屁逸事。大约是三年前，有一天，我去广岛的一家百货店买皮鞋。正当我在皮鞋柜台前东张西望的时候，一个漂亮的女店员走过来，一边问“您买皮鞋吗”，一边向我仔细介绍各种皮鞋的特征、优点、产地等。

然后店员从柜台里拿来了我看中的皮鞋，蹲在地上让我试穿。我穿上鞋后，她拿来镜子，仍然蹲着让我看脚后跟是否满意。

正在这时，不幸的事发生了。偏偏那天我小肚子不好受，虽然一忍再忍，但最终还是“嘭”地放了一个响屁，其气味之臭，不用说我自己，就连30米内的人也得捂鼻子。而那个女店员正好在我的屁股下方跪着，但她却面不改色，仍然微笑着问我：

“您决定买这双了吗?”

被熏了毒气却仍然不忘微笑服务的店员让我十分敬佩。同时又十分羞愧自己偏偏在那个时候放屁。

如果是在中国，店员说不定会抱怨：

“您的屁可真够厉害的，到底吃什么东西了呀?”

更有趣的是日本小孩毫无顾忌地以放屁为素材写诗。

1983年7月1日《读卖新闻》的《儿歌》栏里有一首5岁孩子描写放屁魄力的诗《肚子》，不妨看一下。

打嗝是肚子里的地震，

发热是肚子里的春天，

放屁是肚子里的爆发。

1992年4月18日，该专栏也刊登了一首3岁孩子写的题为《放屁咏》的童诗：

无声的屁出来了，

悄悄话一样的屁啊。

在一本名为《给一年级一班老师》的学生作文集的小册子上，也有一首小学一年级学生写的有趣的童诗，题为《爸爸》：

爸爸想对我发火的时候，

爸爸放了一个屁，

于是妈妈对爸爸大发脾气。

这些童诗着实让人忍俊不禁，它向我们展示了不仅不把屁视为肮脏且无足轻重的东西，反而从小就毫无顾忌地加以吟咏的日本风俗。我们从中可以发现能够体现人的本能主义的轻松活泼的日本文化风情。

我们从中更可以读出连放屁都做记录的日本人的记录精神和正视放屁并使之散发薰香的日本文化的轻妙洒脱之处。

“喝你洗澡水”摘自《中国人 日本人 韩国人》作者：金文学出版社：贵州人民出版社

年度人物：尤物度众生，油物辣眼睛

当代互联网最玄幻的玄学现象：打开某音前你以为自己在逛佛门清净地，划拉两下子就闯进了盘丝洞。那些个赤膊上阵的男菩萨们，有的像被泼了印度神油的兵马俑，有的像被卤水腌入味的希腊雕塑，个个顶着"关爱女性心理健康"的旗号，把屏幕划拉得滋滋冒油。

图源来自网络，侵权删

当某些油腻男还在酒桌上高谈"女人穿吊带就是勾引男人"时，我们男菩萨天团已经率先实现了平权运动重大突破——把"物化男性"这门行为艺术玩成了非物质文化遗产。

图源来自网络，侵权删

有的男菩萨，每天坚持在工地搬砖12小时后，还要在工棚里凹出12种维密天使造型。硬是把安全帽戴出了兔女郎发箍的风情，汗津津的工字背心勒出两坨可疑的凸起，评论区清一色"姐姐饿饿"的虎狼之词。要我说这才是真·女权实践，毕竟能把八块腹肌练成九宫格火锅的男人，可比那些只会打嘴炮的田园男权真诚多了。

不过有些男菩萨显然对"色相扶贫"存在认知偏差。某不知名博主永远在自家厨房表演湿身诱惑，可惜他爆炒的不是辣子鸡丁而是自己的五花三层。当他扭着怀胎六月般的肚腩，把洗洁精泡沫抹成深V造型时，连洗洁精瓶子都在镜头外默默打出了"SOS"弹幕。建议这类选手先去《男生女生向前冲》回炉重造，毕竟女同胞们想看的是猛男过冰山，不是八戒泡高老庄。

要说内娱最励志的故事，还得看XX博主，这位大兄弟顶着一张被陨石砸过的脸，愣是靠着每天换8套透视渔网上衣杀出条血路。最绝的是人家开创了"丑萌赛道"，硬是把车祸现场般的wink做成了个人IP，建议各大整容医院直接找他当代言人——看客们每次刷到他都会由衷感叹：现代医美真伟大。

但有些选手明显错把变态当常态。眼线比春运火车轨道还粗，美瞳直径大得能观测日食。对着镜头突然扯开衬衫露出贴满暖宝宝的胸膛时，整个屏幕都泛起了地沟油的光泽。更可怕的是部分博主独创"腋下运镜"技法，每次特写都能让观众集体患上十年腋臭PTSD。能坚持看下去的都是真女汉子，毕竟，就算是审丑成瘾也受不了这种强度的扑面打击。

真正的行业标杆当属佛系猛男，少林俗家弟子开创禅宗擦边新流派。在木人桩前打套拳都能打出双修既视感，僧袍V领开到肚脐眼还非要念《金刚经》配乐。评论区大型精分现场：妈妈粉在喊"孩子冷"，女友粉在刷"撕得好撕得再响些"，住持方丈连夜注册账号质问"这位施主你哪个寺的？"。要不说能成顶流呢，这波跨界联动直接打通了佛教协会与扫黄打非办的次元壁。

说到底，男菩萨们的集体下凡堪称当代性别革命的行为艺术展。当女同胞们能理直气壮地在评论区喊出"坐地排卵"时，某些直男癌也该明白：大清早亡了，如今连龙袍都有深V款了。这些菩萨们用肉身普度众生的同时，也暴露出某些残酷真相——原来男人也有容貌焦虑，原来腹肌也能通货膨胀，原来油腻不分性别，原来辣眼睛才是宇宙终极真理。

最后温馨提示各位女施主：舔屏虽爽但要注意护眼，毕竟你永远不知道下个视频会刷出什么妖魔鬼怪。至于男菩萨们，请继续卷生卷死卷腹肌，毕竟在这个颜值即功德的时代，能坚持用美色超度众生的，都是人间活雷锋。只是建议某些选手耗子尾汁，别让女菩萨们还没迎来性别平权，先患上了集体性冷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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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永年：读陈寅恪先生《狐臭与胡臭》

正文

陈寅恪先生撰《狐臭与胡臭》一文，载《语言与文学》（国立清华大学中国文学会编，民国二十六年六月中华书局印本）中，其要点谓：

中古华夏民族曾杂有一部分之西胡血统，……疑吾国中古医书中有所谓腋气之病即狐臭者，其得名之由来或与此事有关。

疑此腋气本由西胡种人得名，迨西胡人种与华夏民族血统混淆既久之后，即在华人之中亦间有此臭者，傥仍以胡为名，自宜有人疑为不合，因其复似野狐之气，遂改“胡”为“狐”矣。若所推测者不谬，则“胡臭”一名较之“狐臭”实为原始而且正确欤?

案陈先生之说大体甚是；惟尚稍嫌未备，请逐一考论：

（一）陈先生谓“腋气本由西胡种人得名”，实为卓识。惟仅据唐崔令钦《教坊记》及五代何光远《鉴诫录》，谓：“范汉女大娘子（见《教坊记》）虽本身实有腋气，而其血统则仅能作出于西胡之推测，李珣（见《鉴诫录》）虽血统确是西胡，而本身则仅有腋气之嫌疑。证据之不充足如此，而欲依之以求经论，其不可能，自不待言。但我国中古旧籍明载某人体有腋气，而其先世男女血统又可考知者，恐不易多得。即以前述之二人而论，则不得谓腋气与西胡无关。”其实“我国中古旧籍明载某人体有腋气，而其先世男女血统又可考知者”并非绝无，《太平广记》卷三七六“再生”二“士人甲”：

晋元帝世，有甲者，衣冠族姓，暴病亡，见人将上天，诣司命。司命更推校，算历未尽，不应枉召。主者发遣令还，甲尤脚痛不能行。……司命……曰：“适新召胡人康乙者，在西门外，此人当遂死，其脚甚健，易之，彼此无损。”……胡形体甚丑，脚殊可恶……主者令二并闭目，倏忽二人脚已各易矣，仍即遣之。豁然复生，具为家人说，发视果是胡脚，丛毛连结，且胡臭。甲本士，爱玩手足，而忽得此，了不欲见，虽获更活，每惆怅殆欲如死。旁人见识此胡者，死犹未殡，家近在茄子浦。甲亲往视胡尸，果见其脚着胡体，正当殡敛，对之泣。胡儿并有至性，每节朔，儿并悲思，驰往抱甲脚号咷，忽行路相遇，便攀援啼哭。为此每出入时，恒令人守门，以防胡子。终身憎秽，未尝误视，虽三伏盛暑，必复重衣，无暂露也。（出《幽明录》）（案《隋书·经籍志》：“《幽明录》二十卷，宋刘义庆撰。”）

案“康”为西胡种姓，此段记载正是西胡种人体具“胡臭”之明文，文中且颇尽形容描画之能事。虽小说虚拟，似非《教坊记》、《鉴诫录》等史实之比；然实可表示至迟在刘宋时代，已成立西胡体具“胡臭”之观念。然则“胡臭”之得名于西胡体臭，得此记载，已可确然无疑；正不待引据唐代不充足之证据，如《教坊记》、《鉴诫录》等，而作疑似之推论也。

（二）陈先生论“胡臭”与“狐臭”之问题，所据仅限于隋唐史料。如引用唐孙真人《备急千金要方》七四之九“胡臭漏腋”第五论“有天生胡臭者，为人所染胡臭者”云云，及隋巢元方《诸病源候总论》五八“小儿杂病诸候”六“胡臭”条“人有血气不和，腋下有如野狐之气，谓之狐臭”云云，而曰：“孙思邈生于隋代，与巢元方为先后同时之人，故不可据巢书作‘狐臭’而孙书作‘胡臭’，遽谓‘狐臭’之称尚先于‘胡臭’也。”其实隋唐以前之书籍中，早见“胡臭”及“狐臭”之事。苟单读陈先生文，似“胡臭”、“狐臭”二事，即始见于孙巢二氏之书者矣。初学读陈文至此，恐易生误会。故不惮词费，更征引隋唐以前记载，以伸说之。

案“胡臭”之事，见上引刘宋刘义庆《幽明录》。而“狐臭”之事，亦已见于刘宋之时，《太平广记》卷四四七“狐”一“胡道洽”：

胡道洽自云广陵人，好音乐医术之事，体有臊气，恒以名香自防，唯忌猛犬。自审死日，戒子弟曰：“气绝便殡，勿令狗见我尸也。”死于山阳，敛毕，觉棺空，即开看，不见尸体。时人咸谓狐也。（出《异苑》）（案《隋书·经籍志》：“《异苑》十卷，宋给事刘敬叔撰。

此文中所谓“臊气”，即是腋气。而时人咸谓胡道洽是狐；可见臊气之为狐之特征，已为时人所公认。故此文未道出“狐臭”一词，实已表示“狐臭”一词，至迟在刘宋时已成立矣。

据此，知“胡臭”或“狐臭”之事，均早已见于刘宋之时。惟吾人一方面固不能断定前此必无关此二事之记载，而断言此二事即始于此时。一方面亦更不必推究《幽明录》与《异苑》成书之先后，以决定“胡臭”与“狐臭”二称究为孰先。盖决定此二称之先后，与考定腋气之得名，本别有其依据（如陈先生即依据“今日国人尝游欧美者咸知彼土之人当盛年时大抵有腋气”及中古旧籍中腋气与西胡之关系，而决定此二称之先后，谓“此腋气中由西胡种人得名”云云也），初无预于此二称发见于载籍之先后耳。然则陈先生置辨于此二称发见于载籍（且为隋唐后世之载籍）之先后者，得毋稍涉蛇足之嫌乎?

（三）陈先生于“胡臭”、“狐臭”二词产生先后之解释，谓：“疑此腋气本由西胡种人得名，迨西胡人种与华夏民族血统混淆既久之后，即在华人之中亦间有此臭者，傥仍以胡为名，自宜有人疑为不合，因其复似野狐之气，遂改‘胡’为‘狐’矣。”案此说固甚有理致，惟鄙意以为尚未免过嫌简单。盖“胡”、“狐”两者之间，疑颇有其相当关系在，而未为陈先生所拈出也。考旧籍载唐及唐以前“狐”事最富者，莫《太平广记》若。《广记》辑狐事九卷，鄙见以为其中可以透露“胡”、“狐”有关之消息者，凡有数端：

（甲）狐多姓“胡”卷四四七“狐”一“胡道洽”：“胡道洽，……时人咸谓狐也。”（出《异苑》）卷四四九“狐”三“李元恭”：“唐，……狐遂见形为少年，自称胡郎。”（出《广异记》）（案《广异记》唐戴孚撰，见《文苑英华》卷七三七顾况《戴氏广异记序》。）同卷“李氏”：“唐开元中，……狐乃令取东引桃枝以朱书板上，作齐州县乡里胡绰胡邈。”（出《广异记》）卷四五〇“狐”四“杨氏女”：“小胡郎乃野狐尔。”（出《广异记》）案此均言狐为“胡姓”（后世小说言狐事者仍多言狐为胡姓，如清蒲松龄《聊斋志异》等，当即源自唐人）。

（乙）狐姓“白”、“康”卷四五〇“狐”四“唐参军”：“唐洛阳思恭里有唐参军者，……有赵门福及康三者投刺谒唐。……引剑刺门福不中，次击康三中之。……门福骂云：‘彼我虽是狐，我已千年，千年之狐，姓赵姓张，五百年狐，姓白姓康。’”（出《广异记》）案“白”、“康”均系西胡种姓（“白”为龟兹姓，“康”在唐为昭武九姓之一）

（丙）狐长流沙碛卷四四九“狐”三“韦明府”：“唐开元中，……崔狐……曰：‘……今长流沙碛，不得来矣。’”（出《广异记》）案唐人流放多在岭表，今曰长流沙碛者，以沙碛在西域，为西胡所居处也。

（丁）狐多化形为僧佛菩萨卷四四七“狐”一“僧服礼”：“唐永徽中，太原有人自称弥勒佛，……僧服礼……因是虔诚作礼，如对弥勒之状，忽见足下是老狐。”（出《广异记》）同卷“大安和尚”：“唐则天在位，有女人自称圣菩萨，……变作牝狐下阶而走。”（出《广异记》）卷四四八“狐”二“叶法善”：“开元初，……叶师命解其缚，犹胡僧也。……乃弃袈裟于地，即老狐也。师命鞭之百，还其袈裟，复为婆罗门。”（出《纪闻》）（案《纪闻》，《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均未著录，当出唐人手。）卷四四九“狐”三“阳令”：“唐……菩萨坐狮子上。……〔罗〕公远笑曰：‘此是天狐。’”（出《广异记》）卷四五〇“狐”四“唐参军”：“唐，……有一佛容色端严，……是赵门福（案即狐）。”（出《广异记》）同卷“代州民”：“唐，……窃视菩萨，是一老狐。”（出《广异记》）卷四五一“狐”五“长孙甲”：“唐坊州中部县令长孙甲者，……举家见文殊菩萨。……唯其子心疑之，入京求道人设禁，遂击杀狐（案即前之文殊菩萨）。……复有菩萨乘云来，……云：‘狐刚子者，即我是也。’”（出《广异记》）案佛为“胡神”，僧为“胡道人”（多见魏晋南北朝旧籍中），佛教徒除隶籍西域中亚外亦有印度人，而时人固亦被以胡称，与西胡等视也。

案中国本土古本多狐，狐之一物，恒见于先秦旧籍之中（如《周易》、《尚书》、《诗经》、《礼记》、《左氏传》、《国语》、诸子书中多有之，文繁不具引），其非属外来西域输入之物也明甚。然则其在后世载籍中，何以与西胡发生如斯之关系?于此不得不试作如下之解释：

窃谓以兽类称异族，实吾华夏古代之陋习。颇疑西胡之入中国，本为华人之所歧视；乃缘“胡”、“狐”读音相近之故，遂以“狐”称之，借寓鄙弃之意于其中。此犹清代以“俄”、“鹅”音近，遂以“鹅鬼”称俄人之例也（“鹅鬼”见黄濬《花随人圣盦摭忆补》所引剑影双虹之室致胡林翼札中，载《学海》月刊第一卷第四册，民国三十三年十月上海印本）。《广记》卷四四七“狐”一“胡道洽”所载之胡道洽者，即颇有西胡之嫌疑，而时人顾咸以狐称之，殆即以“狐”称“胡”之史实之流露于小说者乎?（后世如清蒲松龄《聊斋志异》之多述狐事，时人称其影射胡人——满人，殆即此种观念之一脉相承。）

此种推测，尚可就其他方面以证明之。考中国载籍之记“狐”，最初纯为兽类，不涉神怪性质，如经传诸子书所载者均是。迨至战国秦汉之世，始渐被以神怪色彩，如《史记·陈涉世家》之“篝火狐鸣”，即为最显著之一端。惟其时之神怪色彩非狐之所独擅；其他禽兽，如牛虎蛇鼠鸡牛狸獭鱼蛙之属，无不可成精魅；狐在其中，初无特出之处。鲁迅先生辑《古小说钩沉》，集存世隋唐以前小说之大成，试就其中统计之，“狐”事仅及三条，远不若“犬”怪纪事之繁多。迨至《太平广记》，为唐代小说之总汇（《广记》所收固及唐以前，而实以唐代为主），则其中兽类之分配，为“龙”八卷，“虎”八卷，“畜兽”十三卷，“狐”九卷，“蛇”四卷，“狐”居其首，而于《古小说钩沉》中最占多数之“犬”竟降而仅就“畜兽”中占得二卷之地位矣。夫“蛇”、“虎”之特多，由其乃中国本土虫兽之为害最烈者也；“龙”之特多，由其为印度之所崇拜，而其时佛教已大行于中国也；“狐”之特多，且为诸兽冠，何为哉?岂非以南北朝之后隋唐之时，西域与中国交往既密，西胡或以政治，或以商业，纷纷大量入居于中国内陆之所致哉!盖华人既以“狐”诟“胡”，“狐”之中自亦渗入大量之“胡”性。故“胡”之入居也日亟，而“狐”之为怪也日烈。《广记》卷四四七“狐”一“狐神”：“唐初已来，百姓多事狐神房中，祭祀以乞恩，食饮与人同之，事者非一主。当时有谚曰：‘无狐魅，不成村。’”（出《朝野佥载》）（案《新唐书·艺文志》：“（唐）张《朝野佥载》二十卷，自号浮休子。”）疑即可以凭吾说以解之。而中国本土既有“狐”，益之以“胡”性，“狐”之一物，遂兼具本土与外来两成分；《广记》卷四五〇“狐”四“唐参军”：“千年之狐，姓赵姓张，五百年狐，姓白姓康。”“赵”、“张”，华姓也，“白”、“康”，西胡姓也，华人居本土久，故曰“千年”，西胡外来日浅，故曰“五百年”，此段记载，大似透露此项消息者矣。

苟如上所说，则于陈先生之说，敢修正之曰：此腋气本由西胡种人得名，惟时人多以狐称西胡种人，故于西胡种人之臭——“胡臭”，亦可称之为狐之臭——“狐臭”；迨西胡人种与华夏民族血统混淆既久之后，即在华人之中亦间有此臭者，傥仍以胡为名，自宜有人疑为不合，于是“胡臭”一词渐废，“狐臭”一词专行迄今而不替矣。鄙见如此，以视陈先生单据“似野狐之气”一点以疏说者，理由或较充分也。后学妄论，尚祈陈先生不吝赐正是感!

1948年3月10日

补记

拙作《读陈寅恪先生〈狐臭与胡臭〉兼论狐与胡之关系》谓：“颇疑西胡之入中国，本为华人之所歧视；乃缘‘胡’、‘狐’读音相近之故，遂以‘狐’称之，借寓鄙弃意于其中。”惟匆匆成稿，虽发此义，未获确证。近日检书，始得一事，可以证成鄙说者，《旧唐书》卷一〇四《哥舒翰传》（《新书》卷一三五《哥舒翰传》、《通鉴》卷二一六天宝十一载所纪略同）.

翰素与〔安〕禄山、〔安〕思顺不协，上每和解之为兄弟。……〔天宝十一载〕冬，禄山、思顺、翰并来朝，上使内侍高力士及中贵人于京城东驸马崔惠童池亭宴会。翰母尉迟氏，于阗之族也。禄山以思顺恶翰，尝衔之，至是忽谓翰曰：“我父是胡，母是突厥，公父是突厥，母是胡，与公族类同，何不相亲乎?”翰应之曰：“古人云野狐向窟嗥不祥，以其忘本也，敢不尽心焉!”禄山以为讥其胡也，大怒，骂翰曰：“突厥敢如此耶!”翰欲应之，高力士目翰，翰遂止。

案哥舒翰尝居京师，好读《春秋左氏传》、《汉书》（两《唐书》本传），其华化已深，故宴会之际，自能举雅言酬对。安禄山则家世贫贱，幼经流离，未尝学问（详《安禄山事迹》及《旧书》卷二〇〇上《新书》卷二二五上本传），其不解哥舒翰之喻自亦固然。然不解可也，不解复何以致怒?岂非当时社会本有以野狐讥西胡之习惯。故野狐之喻在突厥之哥舒翰为失言，在西胡之安禄山则认为针对自身之讥刺，不容不大怒矣。

1948年6月9日正文原载《东南日报》民国三十七年三月十日《文史》第81期，补记原载《东南日报》民国三十七年六月九日《文史》第9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