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医院微创腋臭切除术知情同意书
• 2、清宫秘藏珍本医书《种杏仙方》
• 3、黄永年：读陈寅恪先生《狐臭与胡臭》

医院微创腋臭切除术知情同意书

XX大学人民医院

微创腋臭切除术知情同意书

患者姓名

性别

年龄

病历号

治疗建议和介绍

医生已告知我因腋臭需要在 麻醉下进行微创腋臭切除术。

微创腋臭切除术：取腋窝处小切口，沿皮下进行游离，切除大汗腺组织，缝合切口，加压包扎。

手术潜在风险和对策

医生告知我医疗美容手术可能发生的一些风险，有些不常见的风险可能没有在此列出，具体的手术术式根据不同病人的情况有所不同，医生告诉我可与我的医生讨论有关我手术的具体内容，如果我有特殊的问题可与我的医生讨论。

1、有关手术的情况：

1) 我理解由于个人审美观点不同和现行医疗水平所限，手术效果不一定能完全满足患者要求；

2) 我理解我应严格遵医嘱治疗，若出现异常反应，应及时到医院就诊，以便进一步处理；

3) 我理解术后手术部位肿胀有一定的恢复期，根据个人年龄、体质、手术部位和手术类型的不同，恢复时间长短不一样；

4) 我理解如有精神异常病史、瘢痕增生、出血倾向、药物过敏等不宜手术的情况，术前应如实告诉医师；

5) 我理解人体的两侧并不完全相同，因此手术也不能使两侧完全对称或一致。

2、我理解手术是一种创伤性的治疗手段，具有一定风险，实施本医疗方案可能发生的医疗意外及并发症包括但不限于：

1) 出血：伤口及创面出血、血肿，可能需再次手术进行止血，清除血肿等。

2) 感染：伤口可因感染而致瘢痕增生，正常皮肤也可因感染和切开引流形成新的皮肤瘢痕。

3) 瘢痕：术后必定会留下手术切口和手术部位瘢痕。瘢痕增生的程度和个人体质、手术部位、年龄等多种因素密切相关，而非手术医师能够人为控制和预测。

4) 手术中采用的各种组织代用品，可能出现排异反应，与手术本身无关，需取出假体或再次手术。

5) 可能出现局部皮肤的色素沉着或色素脱失。

6) 任何手术麻醉都存在风险。任何所用药物都可能产生副作用，包括轻度的恶心、皮疹等症状到严重的过敏性休克，甚至危及生命。

3、特殊风险：

1) 术后效果不满意，腋臭不能完全消失。

2) 术后局部瘢痕挛缩，上肢活动受限。

3） 术后局部皮瓣部分坏死，需再次手术，费用自理。

特殊风险或主要高危因素

我理解根据我个人的病情，我可能出现以下特殊并发症或风险：

一旦发生上述风险和意外，医生会采取积极应对措施。

患者知情选择

l 我的医生已经告知我将要进行的操作方式、此次操作及操作后可能发生的并发症和风险、可能存在的其它治疗方法并且解答了我关于此次操作的相关问题。

l 我同意在操作中医生可以根据我的病情对预定的操作方式做出调整。

l 我理解我的操作需要多位医生共同进行。

l 我并未得到操作百分之百成功的许诺。

l 我授权医师对操作切除的病变器官、组织或标本进行处置，包括病理学检查、细胞学检查和医疗废物处理等。

患者签名 签名日期 年 月 日

如果患者无法签署知情同意书，请其授权的亲属在此签名：

患者授权亲属签名 与患者关系 签名日期 年 月 日

医生陈述

我已经告知患者将要进行的手术方式、此次手术及术后可能发生的并发症和风险、可能存在的其它治疗方法并且解答了患者关于此次手术的相关问题。

医生签名 签名日期 年 月 日

清宫秘藏珍本医书《种杏仙方》

故宫博物院图书馆所藏古代医药图书，大多上承清内府藏本菁华，就文字而言，已有汉文、满文及蒙文等中医占籍，藏品堪称丰富齐备。因历年久藏官阙之中，为皇室秘籍或海内孤本，迄今尚未世人所知。2000年，故宫博物院与海南出版社合作，影印出版了《故宫珍本丛刊》，其中包括中医古籍善本数十种。

明万历刻本《种杏仙方》一书为清宫秘藏珍本医籍，因版本稀有，故传本甚少。现《故宫珍本丛刊》收入其中，通览其书，所载病例皆为日常易见，涉及内外妇儿诸科，涵盖病理诊治、常用药物、简便验方等方面，是研究古代中医处方学的珍贵史料。

版本款识

《新刻种杏仙方》四卷，明万历十一年金陵周庭槐刻本。一册。黄竹纸封面，线装。版框高19.5厘米，宽13.6厘米。半页十一行，行二十字，均有句读。四周双边，白口，单鱼尾。书口注“种杏仙方”四字，版心镌卷次及页码。扉页刻“金谿云林龚廷贤编辑，金陵前山周庭槐刊行”。书前有明万历辛巳岁孟秋觳日大梁进士何出图“刻种杏仙方引”、万历九年(1851)岁次辛巳盂秋，金溪云林山人龚廷贤序。凡例四则。次为目录卷次。

龚廷贤序云：“余窃自信，乃取家大人所传方书而续其余，成医鉴一帙，镌之以便世用。第方多萃味，而宴人僻地，或掏之难，诫杏林遗春也。乃复窃父志，括俚言，切病情，选方择味，类以一二易致者，动疗钜疴，见者奇之，命曰《种杏仙方》。”

卷末刻万历癸末仲春金溪云林山人龚廷贤跋。劝谓世人医药治其已病，不如预防未病，平素在于养生之道，培养身心健康。并附诗一首：“海上仙传秘，人间杏作林。谁知方药简，何谓病根深。守业经三世，回生抵万金。但存斯卷在，不用召医临”。

此书《中国善本书目》子部(医家类)、《全国中医图书联合目录》著录为：《新刻种方》四卷，明万历九年辛巳(1581)金陵周庭槐刻本，藏故宫博物院图书馆。

辑撰者龚氏生平与著述

龚廷贤(1522-1619)，一作应贤，字子才，号云林，又号悟真子。明江西金溪下澌里(今合市乡龚家)人。明代著名医学家。其父龚信，世以医为业，曾任太医院医官，著有《古今医鉴》十六卷，经廷贤整理刊行于世。

龚廷贤年幼时，曾习举子业，屡试不中，遂秉承庭训学医。尝以“古良医济世，功同良相等”自励。故博考历代医书，自《内经》以下，“莫不穷源竟委，拆奥抉疑，贯穿融合，临证设治复以己意”(《金溪县志》清康熙二十一年刻本)。后寻师访贤，更勤于临证，久之贯通医理。诊治遵古而不拘泥，深明五脏症结之源。无论内科、外科、妇科、儿科都均有建树，尤其擅长于儿科。被誉为“医林状元”、“回天国手”，曾是江西历史上十大名医之一。

据清康熙年《金溪县志》记载，龚氏在河南一带行医，时值开封疫病肆行，“连染于间巷，有阖门病卧者甚众。时医大都因循古法，治而无效。廷贤察其症状，以己意立方，获佳效，全活者甚众，名噪中州。尚书闻其名，荐为太医院吏目”。时“鲁王妃患疾有年，太医治而不效，廷贤诊之，药下而愈。鲁王酬以千金，固辞不授，乃命刊刻其所著《禁方》(即《鲁府禁方》)一书行世，又画其像礼之”。志书中称赞他“志在济世，不以技鬻声利”，遂名动京师。

龚廷贤一生行医，勤于著述并传承医术，所著书凡十数种，至今为人传诵。今存者有《济世全书》八卷、《云林神毂》四卷、《万病回春》八卷、《寿世保元》十卷、《种杏仙方》四卷、《鲁府禁方》四卷、《医学入门万病衡要》六卷、《小儿推拿秘旨》三卷、《眼方外科神验全书》六卷、《本草炮制药性赋定衡》十卷等。其中《小儿推拿秘旨》是我国医学史上最早的一部儿科推拿专著。《万病回春》与《寿世保元》两书取材广泛，选方切于实用，在国内及日本、朝鲜刊印和流传最广，它从理论上分析病理、症状和治法，并附有方剂及数百味药性歌诀。迄今故宫博物院图书馆藏有：《万病回舂》清经纶堂刻本、清善成堂刻本；《寿世保元》清康熙六年大业堂刻本、清道光九年广顺堂刻本、清道光二十四年苏州老桐石山房重刻本及满文抄本。

内容选介与医方特点

《种杏仙方》之所以珍贵，并非版本流传稀有，而在于此书所载之医案辞浅旬俗却医理深奥，论证析源多有独到之处。所例医案逐次说明病源、病象、诊断、治疗和处方，其中汇集了不少民间医方中的精粹，以及各种外治膏药的配制和劝善良规四十歌诀。本书切于民间实用，在古籍医方的延存与借鉴中具有珍贵的历史价值。

此书是按内外妇儿诸科及急救用方分类汇辑，卷中所涉内科49种、外科31种、妇科9种、儿科6种。每门首为歌括，概述病源。各门下列常用效方，每方下详载药物、剂量、炮制方法、治法禁忌等。其内容以上述诸科分为四卷：

卷一：中风、伤寒、(附伤风)、瘟疫、中暑、中湿、脾胃、伤食、痰饮、咳嗽、喘急、哮吼、疟疾、痢疾、泄泻、霍乱(附青筋)，呕吐、翻胃、欬逆、吞酸、诸气、痞满、胀满、水肿、积聚、五疸、补益、痼冷(即阴证)。

卷二：失血、出汗、眩晕、癫狂、五痫、健忘、邪崇、不寐、头痛、须发、耳病、鼻病、口舌、牙齿、眼目、咽喉、结核、心痛、腹痛、肋痛、腰痛、疝气、脚气、脾痛、消渴、浊证、遗精、淋症、小便闭、大便闭、痔漏、肠澼、脱肛、腋臭、诸虫。

卷三：妇人、经闭、崩漏、带下、种子、妊娠、产育、产后、乳病、小儿、惊风、疳疾、癖疾、小儿杂病、痘诊、痈疽、瘰疬，疗疮、便毒(附鱼口疮)、疳疮、杨梅疮、臁疮、疥疮、癣疮、癜风、诸疮、杖疮。

卷四：折伤、金疮、破伤风、汤火伤、虫兽伤、中毒、诸骨骰、救急、附日用杂方，附经验杂方、金铃法、造酒法、春雪歌。

《种杏仙方》一书属于单验方集，故流传很少。其特点为：一，它以收集民间偏房、验方、单方为主，收方1000多首，其中含有大量珍秘的中医药方。但也夹杂少数具有迷信内容的方剂。二，书中各方多系一、二味中药组成。偏房或验方中所用米类，豆类、果类、姜蒜、油酒等皆为日用所食之物。三，书内集方原则，效方皆出自平昔试验有效者录之，民间相传之方亲验者录，未验者虽近理固合之。四，药有奇罕、价高、不易取得间或猛烈峻攻之药不予收录。由此可见，书中所集虽以单方、品少、实简为特点的小型方剂，但是却汇集了龚氏多年搜集的经验效方。另外，本书中诗歌赋颇多，歌括用韵多以方言人韵，显示出“括俚言”的特点，且文旬简练，格调活泼，颇具文采，实为龚氏著书的一大特色。尤其他编辑文献审慎择方的严谨性和尊古而不拘泥的科学态度，是其医书传承至今的准绳。

《种杏仙方》的不同版本，据《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全国中医图书联合目录》著录又两种：一，《新刊种杏仙方》四卷，明刻本(残)，藏中医科学院图书馆：二，《新刊种杏仙方》四卷，明龚廷贤辑。日本庆安三年(1650)室町通鲤山町小岛弥左卫门刻本，四册。藏北京大学图书馆、中国医科大学图书馆。

黄永年：读陈寅恪先生《狐臭与胡臭》

正文

陈寅恪先生撰《狐臭与胡臭》一文，载《语言与文学》（国立清华大学中国文学会编，民国二十六年六月中华书局印本）中，其要点谓：

中古华夏民族曾杂有一部分之西胡血统，……疑吾国中古医书中有所谓腋气之病即狐臭者，其得名之由来或与此事有关。

疑此腋气本由西胡种人得名，迨西胡人种与华夏民族血统混淆既久之后，即在华人之中亦间有此臭者，傥仍以胡为名，自宜有人疑为不合，因其复似野狐之气，遂改“胡”为“狐”矣。若所推测者不谬，则“胡臭”一名较之“狐臭”实为原始而且正确欤?

案陈先生之说大体甚是；惟尚稍嫌未备，请逐一考论：

（一）陈先生谓“腋气本由西胡种人得名”，实为卓识。惟仅据唐崔令钦《教坊记》及五代何光远《鉴诫录》，谓：“范汉女大娘子（见《教坊记》）虽本身实有腋气，而其血统则仅能作出于西胡之推测，李珣（见《鉴诫录》）虽血统确是西胡，而本身则仅有腋气之嫌疑。证据之不充足如此，而欲依之以求经论，其不可能，自不待言。但我国中古旧籍明载某人体有腋气，而其先世男女血统又可考知者，恐不易多得。即以前述之二人而论，则不得谓腋气与西胡无关。”其实“我国中古旧籍明载某人体有腋气，而其先世男女血统又可考知者”并非绝无，《太平广记》卷三七六“再生”二“士人甲”：

晋元帝世，有甲者，衣冠族姓，暴病亡，见人将上天，诣司命。司命更推校，算历未尽，不应枉召。主者发遣令还，甲尤脚痛不能行。……司命……曰：“适新召胡人康乙者，在西门外，此人当遂死，其脚甚健，易之，彼此无损。”……胡形体甚丑，脚殊可恶……主者令二并闭目，倏忽二人脚已各易矣，仍即遣之。豁然复生，具为家人说，发视果是胡脚，丛毛连结，且胡臭。甲本士，爱玩手足，而忽得此，了不欲见，虽获更活，每惆怅殆欲如死。旁人见识此胡者，死犹未殡，家近在茄子浦。甲亲往视胡尸，果见其脚着胡体，正当殡敛，对之泣。胡儿并有至性，每节朔，儿并悲思，驰往抱甲脚号咷，忽行路相遇，便攀援啼哭。为此每出入时，恒令人守门，以防胡子。终身憎秽，未尝误视，虽三伏盛暑，必复重衣，无暂露也。（出《幽明录》）（案《隋书·经籍志》：“《幽明录》二十卷，宋刘义庆撰。”）

案“康”为西胡种姓，此段记载正是西胡种人体具“胡臭”之明文，文中且颇尽形容描画之能事。虽小说虚拟，似非《教坊记》、《鉴诫录》等史实之比；然实可表示至迟在刘宋时代，已成立西胡体具“胡臭”之观念。然则“胡臭”之得名于西胡体臭，得此记载，已可确然无疑；正不待引据唐代不充足之证据，如《教坊记》、《鉴诫录》等，而作疑似之推论也。

（二）陈先生论“胡臭”与“狐臭”之问题，所据仅限于隋唐史料。如引用唐孙真人《备急千金要方》七四之九“胡臭漏腋”第五论“有天生胡臭者，为人所染胡臭者”云云，及隋巢元方《诸病源候总论》五八“小儿杂病诸候”六“胡臭”条“人有血气不和，腋下有如野狐之气，谓之狐臭”云云，而曰：“孙思邈生于隋代，与巢元方为先后同时之人，故不可据巢书作‘狐臭’而孙书作‘胡臭’，遽谓‘狐臭’之称尚先于‘胡臭’也。”其实隋唐以前之书籍中，早见“胡臭”及“狐臭”之事。苟单读陈先生文，似“胡臭”、“狐臭”二事，即始见于孙巢二氏之书者矣。初学读陈文至此，恐易生误会。故不惮词费，更征引隋唐以前记载，以伸说之。

案“胡臭”之事，见上引刘宋刘义庆《幽明录》。而“狐臭”之事，亦已见于刘宋之时，《太平广记》卷四四七“狐”一“胡道洽”：

胡道洽自云广陵人，好音乐医术之事，体有臊气，恒以名香自防，唯忌猛犬。自审死日，戒子弟曰：“气绝便殡，勿令狗见我尸也。”死于山阳，敛毕，觉棺空，即开看，不见尸体。时人咸谓狐也。（出《异苑》）（案《隋书·经籍志》：“《异苑》十卷，宋给事刘敬叔撰。

此文中所谓“臊气”，即是腋气。而时人咸谓胡道洽是狐；可见臊气之为狐之特征，已为时人所公认。故此文未道出“狐臭”一词，实已表示“狐臭”一词，至迟在刘宋时已成立矣。

据此，知“胡臭”或“狐臭”之事，均早已见于刘宋之时。惟吾人一方面固不能断定前此必无关此二事之记载，而断言此二事即始于此时。一方面亦更不必推究《幽明录》与《异苑》成书之先后，以决定“胡臭”与“狐臭”二称究为孰先。盖决定此二称之先后，与考定腋气之得名，本别有其依据（如陈先生即依据“今日国人尝游欧美者咸知彼土之人当盛年时大抵有腋气”及中古旧籍中腋气与西胡之关系，而决定此二称之先后，谓“此腋气中由西胡种人得名”云云也），初无预于此二称发见于载籍之先后耳。然则陈先生置辨于此二称发见于载籍（且为隋唐后世之载籍）之先后者，得毋稍涉蛇足之嫌乎?

（三）陈先生于“胡臭”、“狐臭”二词产生先后之解释，谓：“疑此腋气本由西胡种人得名，迨西胡人种与华夏民族血统混淆既久之后，即在华人之中亦间有此臭者，傥仍以胡为名，自宜有人疑为不合，因其复似野狐之气，遂改‘胡’为‘狐’矣。”案此说固甚有理致，惟鄙意以为尚未免过嫌简单。盖“胡”、“狐”两者之间，疑颇有其相当关系在，而未为陈先生所拈出也。考旧籍载唐及唐以前“狐”事最富者，莫《太平广记》若。《广记》辑狐事九卷，鄙见以为其中可以透露“胡”、“狐”有关之消息者，凡有数端：

（甲）狐多姓“胡”卷四四七“狐”一“胡道洽”：“胡道洽，……时人咸谓狐也。”（出《异苑》）卷四四九“狐”三“李元恭”：“唐，……狐遂见形为少年，自称胡郎。”（出《广异记》）（案《广异记》唐戴孚撰，见《文苑英华》卷七三七顾况《戴氏广异记序》。）同卷“李氏”：“唐开元中，……狐乃令取东引桃枝以朱书板上，作齐州县乡里胡绰胡邈。”（出《广异记》）卷四五〇“狐”四“杨氏女”：“小胡郎乃野狐尔。”（出《广异记》）案此均言狐为“胡姓”（后世小说言狐事者仍多言狐为胡姓，如清蒲松龄《聊斋志异》等，当即源自唐人）。

（乙）狐姓“白”、“康”卷四五〇“狐”四“唐参军”：“唐洛阳思恭里有唐参军者，……有赵门福及康三者投刺谒唐。……引剑刺门福不中，次击康三中之。……门福骂云：‘彼我虽是狐，我已千年，千年之狐，姓赵姓张，五百年狐，姓白姓康。’”（出《广异记》）案“白”、“康”均系西胡种姓（“白”为龟兹姓，“康”在唐为昭武九姓之一）

（丙）狐长流沙碛卷四四九“狐”三“韦明府”：“唐开元中，……崔狐……曰：‘……今长流沙碛，不得来矣。’”（出《广异记》）案唐人流放多在岭表，今曰长流沙碛者，以沙碛在西域，为西胡所居处也。

（丁）狐多化形为僧佛菩萨卷四四七“狐”一“僧服礼”：“唐永徽中，太原有人自称弥勒佛，……僧服礼……因是虔诚作礼，如对弥勒之状，忽见足下是老狐。”（出《广异记》）同卷“大安和尚”：“唐则天在位，有女人自称圣菩萨，……变作牝狐下阶而走。”（出《广异记》）卷四四八“狐”二“叶法善”：“开元初，……叶师命解其缚，犹胡僧也。……乃弃袈裟于地，即老狐也。师命鞭之百，还其袈裟，复为婆罗门。”（出《纪闻》）（案《纪闻》，《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均未著录，当出唐人手。）卷四四九“狐”三“阳令”：“唐……菩萨坐狮子上。……〔罗〕公远笑曰：‘此是天狐。’”（出《广异记》）卷四五〇“狐”四“唐参军”：“唐，……有一佛容色端严，……是赵门福（案即狐）。”（出《广异记》）同卷“代州民”：“唐，……窃视菩萨，是一老狐。”（出《广异记》）卷四五一“狐”五“长孙甲”：“唐坊州中部县令长孙甲者，……举家见文殊菩萨。……唯其子心疑之，入京求道人设禁，遂击杀狐（案即前之文殊菩萨）。……复有菩萨乘云来，……云：‘狐刚子者，即我是也。’”（出《广异记》）案佛为“胡神”，僧为“胡道人”（多见魏晋南北朝旧籍中），佛教徒除隶籍西域中亚外亦有印度人，而时人固亦被以胡称，与西胡等视也。

案中国本土古本多狐，狐之一物，恒见于先秦旧籍之中（如《周易》、《尚书》、《诗经》、《礼记》、《左氏传》、《国语》、诸子书中多有之，文繁不具引），其非属外来西域输入之物也明甚。然则其在后世载籍中，何以与西胡发生如斯之关系?于此不得不试作如下之解释：

窃谓以兽类称异族，实吾华夏古代之陋习。颇疑西胡之入中国，本为华人之所歧视；乃缘“胡”、“狐”读音相近之故，遂以“狐”称之，借寓鄙弃之意于其中。此犹清代以“俄”、“鹅”音近，遂以“鹅鬼”称俄人之例也（“鹅鬼”见黄濬《花随人圣盦摭忆补》所引剑影双虹之室致胡林翼札中，载《学海》月刊第一卷第四册，民国三十三年十月上海印本）。《广记》卷四四七“狐”一“胡道洽”所载之胡道洽者，即颇有西胡之嫌疑，而时人顾咸以狐称之，殆即以“狐”称“胡”之史实之流露于小说者乎?（后世如清蒲松龄《聊斋志异》之多述狐事，时人称其影射胡人——满人，殆即此种观念之一脉相承。）

此种推测，尚可就其他方面以证明之。考中国载籍之记“狐”，最初纯为兽类，不涉神怪性质，如经传诸子书所载者均是。迨至战国秦汉之世，始渐被以神怪色彩，如《史记·陈涉世家》之“篝火狐鸣”，即为最显著之一端。惟其时之神怪色彩非狐之所独擅；其他禽兽，如牛虎蛇鼠鸡牛狸獭鱼蛙之属，无不可成精魅；狐在其中，初无特出之处。鲁迅先生辑《古小说钩沉》，集存世隋唐以前小说之大成，试就其中统计之，“狐”事仅及三条，远不若“犬”怪纪事之繁多。迨至《太平广记》，为唐代小说之总汇（《广记》所收固及唐以前，而实以唐代为主），则其中兽类之分配，为“龙”八卷，“虎”八卷，“畜兽”十三卷，“狐”九卷，“蛇”四卷，“狐”居其首，而于《古小说钩沉》中最占多数之“犬”竟降而仅就“畜兽”中占得二卷之地位矣。夫“蛇”、“虎”之特多，由其乃中国本土虫兽之为害最烈者也；“龙”之特多，由其为印度之所崇拜，而其时佛教已大行于中国也；“狐”之特多，且为诸兽冠，何为哉?岂非以南北朝之后隋唐之时，西域与中国交往既密，西胡或以政治，或以商业，纷纷大量入居于中国内陆之所致哉!盖华人既以“狐”诟“胡”，“狐”之中自亦渗入大量之“胡”性。故“胡”之入居也日亟，而“狐”之为怪也日烈。《广记》卷四四七“狐”一“狐神”：“唐初已来，百姓多事狐神房中，祭祀以乞恩，食饮与人同之，事者非一主。当时有谚曰：‘无狐魅，不成村。’”（出《朝野佥载》）（案《新唐书·艺文志》：“（唐）张《朝野佥载》二十卷，自号浮休子。”）疑即可以凭吾说以解之。而中国本土既有“狐”，益之以“胡”性，“狐”之一物，遂兼具本土与外来两成分；《广记》卷四五〇“狐”四“唐参军”：“千年之狐，姓赵姓张，五百年狐，姓白姓康。”“赵”、“张”，华姓也，“白”、“康”，西胡姓也，华人居本土久，故曰“千年”，西胡外来日浅，故曰“五百年”，此段记载，大似透露此项消息者矣。

苟如上所说，则于陈先生之说，敢修正之曰：此腋气本由西胡种人得名，惟时人多以狐称西胡种人，故于西胡种人之臭——“胡臭”，亦可称之为狐之臭——“狐臭”；迨西胡人种与华夏民族血统混淆既久之后，即在华人之中亦间有此臭者，傥仍以胡为名，自宜有人疑为不合，于是“胡臭”一词渐废，“狐臭”一词专行迄今而不替矣。鄙见如此，以视陈先生单据“似野狐之气”一点以疏说者，理由或较充分也。后学妄论，尚祈陈先生不吝赐正是感!

1948年3月10日

补记

拙作《读陈寅恪先生〈狐臭与胡臭〉兼论狐与胡之关系》谓：“颇疑西胡之入中国，本为华人之所歧视；乃缘‘胡’、‘狐’读音相近之故，遂以‘狐’称之，借寓鄙弃意于其中。”惟匆匆成稿，虽发此义，未获确证。近日检书，始得一事，可以证成鄙说者，《旧唐书》卷一〇四《哥舒翰传》（《新书》卷一三五《哥舒翰传》、《通鉴》卷二一六天宝十一载所纪略同）.

翰素与〔安〕禄山、〔安〕思顺不协，上每和解之为兄弟。……〔天宝十一载〕冬，禄山、思顺、翰并来朝，上使内侍高力士及中贵人于京城东驸马崔惠童池亭宴会。翰母尉迟氏，于阗之族也。禄山以思顺恶翰，尝衔之，至是忽谓翰曰：“我父是胡，母是突厥，公父是突厥，母是胡，与公族类同，何不相亲乎?”翰应之曰：“古人云野狐向窟嗥不祥，以其忘本也，敢不尽心焉!”禄山以为讥其胡也，大怒，骂翰曰：“突厥敢如此耶!”翰欲应之，高力士目翰，翰遂止。

案哥舒翰尝居京师，好读《春秋左氏传》、《汉书》（两《唐书》本传），其华化已深，故宴会之际，自能举雅言酬对。安禄山则家世贫贱，幼经流离，未尝学问（详《安禄山事迹》及《旧书》卷二〇〇上《新书》卷二二五上本传），其不解哥舒翰之喻自亦固然。然不解可也，不解复何以致怒?岂非当时社会本有以野狐讥西胡之习惯。故野狐之喻在突厥之哥舒翰为失言，在西胡之安禄山则认为针对自身之讥刺，不容不大怒矣。

1948年6月9日正文原载《东南日报》民国三十七年三月十日《文史》第81期，补记原载《东南日报》民国三十七年六月九日《文史》第9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