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目录：

• 1、央视记者调查报告：索命麻醉-你不知道的关于一线医生的真相
• 2、油菜 和 油菜花，药食两用
• 3、新源马场（三）

央视记者调查报告：索命麻醉-你不知道的关于一线医生的真相

前言

医学界，藏有许多精英。我喜欢在协和那历史悠久的大院儿，找个长凳安静坐着，看那些气质优雅的医学精英穿着白大褂翩翩来去，男的英俊女的漂亮，十分养眼。

但是，一位医生却给我转述了这样一句医学圈的玩笑话：“二十年后，就等着隔壁的二傻子给你看病吧。”如果环境还不改变，好的医生，怕是慢慢都要离开这支队伍。真不希望某天推开诊室的门，看见"隔壁二傻子"坐诊。我希望医生们都心情舒展身体健康，所得与付出匹配，然后心平气和尽职尽责面对病人；天底下所有像我母亲那样为病所苦的人，都如沐春风。因为这朴素的想法和种种现实，作为调查记者的我，近半年一直在跟踪一个并不惹人注意、甚至一直被漠视的群体——麻醉医生。

所了解的，让我深深不安。

电影《索命麻醉》剧照

一、外科医生治病，麻醉医生保命

2014年4月22日，武汉协和医院的手术室，紧急转运来一位一岁半的小病人。孩子送来时缺氧状态严重、呼吸衰竭，非常危险。家长怀疑他把什么东西，呛到气管里了。

麻醉医生桂平迅速给药，孩子很快进入全麻状态，外科医生随即开始取异物。但是，突然出现的声门痉挛，使得氧气无法顺利给进。

儿童病情变化快，给他们做麻醉风险很大。有数据表明，儿童麻醉死亡率远高于成人，处于急救状态下的小病人，留给麻醉医生的时间更少。对于这个小宝宝来说，如果氧气不能快速给进，几十秒内就有可能发生心脏骤停，即便保住生命，也有可能带来严重的后遗症。

"吭哧吭哧"，麻醉医生桂平赶紧加压给氧。由于操作迅速，孩子的声门终于打开，大约二十秒钟后，呼吸道畅通，氧气顺利给了进去！危及生命的紧急情况一共出现了两次，桂平都在十几秒中内迅速处理完毕。一个小时后，呛到孩子气管里的半粒花生，终于被成功取出。这个不起眼的可以被轻轻捏碎的小东西，竟然差点要了一个娃的命。

在这种手术中，麻醉非常关键。武汉协和医院外科医生刘隽炜说，"麻醉医生对于我们外科医生来说非常重要，病情变化第一个观察和作出及时处理的，都是麻醉医生。麻醉医生是外科医生的前哨，没有他们保驾护航，手术不可能安全顺利地做下来。"

手术中，打麻药，仅是麻醉医生工作的第一步。此外，药品剂量的调整等许多琐碎细节，都需要他们时刻兼顾。在手术意外和并发症的预防处理中，麻醉医生起着关键作用；急救状况下以及手术高风险阶段，他们还必须分秒必争地调整好病人的心跳、血压和呼吸状况，以保证生命安全。

麻醉界有句行话叫：外科医生治病，麻醉医生保命。因为，麻醉医生不仅要提供"无痛"技术，更重要的是，守护病人的生命安全。很多一线麻醉医生常用"只有小手术，没有小麻醉"来警示自己。

不过，在歌手迈克尔-杰克逊，因注射麻醉药异丙酚过量导致死亡的案件和电影《夺命手术》中，麻醉药却成了索命杀手。

近年来，我国也频频爆出麻醉致死事件：重庆内江麻醉事件，哈尔滨人流植物人事件，湖北麻城市长植物人事件，武汉超女王贝死亡事件，广州26岁女子做狐臭手术打麻醉丧命---（注：本段内容来自武汉协和医院学术报告）

麻醉，可以保命，也可以夺命。在手术过程中，用什么麻醉药、用多大量、怎么用，完全掌控在麻醉医生手中。一次手术，生死之间，麻醉医生责任重大。

有数据表明，在影响麻醉安全的各种因素中，最主要的就是麻醉医生的疲劳麻醉。在台湾，麻醉医生总人数只有区区900多人(有消息称目前已有200人改行)，过量的工作，使得留下来坚守的麻醉医生个体疲于奔命，麻醉致死率居高不下。根据台北荣民总医院副院长何善台等人发表在台湾麻醉医学会期刊上的文章：2002-2008年，台湾的麻醉相关致死率约为十万分之十二，这是是日本的12倍、英国的21倍。

中国大陆目前还没有对麻醉致死率的研究数据。按照目前规定，我国大陆三级甲等医院，麻醉相关死亡的合格标准是1/5000，即：五千人中有一人因麻醉失误死亡属于正常。这等同于美国20多年前的标准。在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麻醉相关死亡率，早已经从上世纪80年代的1/5000，降低到目前的1/20万。

疲劳麻醉跟疲劳驾车一样，害己害人，要命。我国大陆的一线麻醉医生，到底处于一种怎样的工作状态呢？

二、一线麻醉医生猝死事件频发

坐在我面前接受采访的这个80后姑娘，是安徽省某市的前数学教师徐慧。

四年前，徐慧与麻醉医生吴辉相恋并结婚，日子过得平静幸福。2014年1月18日晚上7点，当徐慧从娘家赶回来和丈夫团聚时，却看到这样让她心痛的一幕："他在床上歪着，牙咬着，上半身冰凉，冻得有点发紫，我刺激他，他也没反应。"徐慧急了，赶紧拨打120，急救人员赶来后，吴辉被确认死亡。

32岁的吴辉是安徽某医院麻醉科的骨干医生。他出生于普通农民家庭，是家里唯一的读书人，为了供他上学，母亲常年在街边上卖韭菜盒子，兄弟姐妹全都辍学打工。多年来，全家人把积蓄和精力，全部花在了吴辉一个人身上。他去世时，大女儿两岁，小女儿刚满两个月。如今，徐慧一个人，全天候地照顾两个孩子。

除了血脂有点高之外，吴辉生前没有任何疾病。一个身体健康的人，为何突然死亡？由于当时未做尸解，我们无法分析直接致死的原因。来自吴辉所在医院的工作量统计表显示：2014年1月17日晚至18日早晨的夜班里，他做了9台手术麻醉；而在此前一天的夜班里，做了15台。

正常情况下，吴辉的工作时间安排应该是：周一二三四上白班，星期五上夜班，星期六上急诊白班。但是1月16号下夜班之后，17号他又接着上了一个夜班。无论上白班还是上夜班，每天做七八台手术，对吴辉来说都是家常便饭。

徐慧回忆，"吴辉在家待的时间很少。除了上班做手术，就是回家补觉。睡醒了，床边放一本书，翻两眼，累了再睡，基本没有时间陪孩子。当住院总的时候，基本上一个星期不回家。孩子想爸爸，我就带她去医院看爸爸。在一起四五年了，他从来没有请过假，结婚的时候就请了两天。生孩子的时候，就陪了我一夜。我生完后，他都没来得及把我从产房里推出来。还是我自己走回来的。"

有时候累得厉害，吴辉会跟徐慧发脾气："有一次跟我抱怨，这个工作确实没法干了！人家跑长途的四个小时还要休息一下，你看我们没明没夜连轴转---"

吴辉是所在医院的第一个研究生，也是第一个博士生，科室对他比较重视，排给他的也是高危手术居多。做这种手术，麻醉医生的心理压力非常大。

徐慧认为，长期过劳、心理压力大，是导致丈夫吴辉死亡的主要原因。

"还有，他从小的梦想就是穿个白大褂，很有职业荣誉感。但是麻醉医生是在幕后，在幕后穿个绿色衣服，还天天把脸蒙着。他觉得不像个医生，还怀疑是不是选错行了---"职业成就感低，价值感不足，似乎是很多麻醉医生都要面临的问题。

吴辉，并不是唯一一个猝死的麻醉医生。

来自中国医师协会麻醉医师分会的数据显示：从2012年11月到2014年4月近一年半时间里，全国范围内，共爆出7起麻醉医生猝死事件（注：网上有11起、13起之说，此处数字为核实过的与过劳直接相关的死亡病例），死者的年龄段和吴辉一样，都在30岁左右，这引起了麻醉医学界的普遍关注。2014年10月24日，阜外医院麻醉科医生昌克勤，也倒在了工作岗位上。

麻醉医生分会现任副会长、北京同仁医院副院长李天佐说，相较于全国8万麻醉从业人员的总数，猝死者比例也许不算很高，但在如此集中的时间段里，频繁发生猝死事件且死者都年纪轻轻，以前还没有过。

麻醉医师分会第三任会长姚尚龙说，这些事情让他觉得非常震撼："是否还有没报出来的猝死案例？确实我们不敢说；是不是基层还有哪些人员？也不好说。像麻醉科这种高强度工作，实际上是慢性死亡的过程。它对人的生理心理一些疾病的诱发，都会起到促发的作用。"

猝死事件的主角们，年龄大多在三十岁左右。他们正是成家立业有追求有发展的时候，也因此既有工作负担，也有生活负担，压力大于常人。麻醉医生周祥勇和《医学界》出品人陈奇锐在和记者聊天中，把这种三十岁左右的麻醉医生猝死频发的现象，叫做麻醉医生的"三十岁现象"。

三、猝死缘何频频发生--一线麻醉医生生存状况调查

早晨七点半，武汉协和医院，麻醉科今天负责做手术麻醉的医生，已全部进入手术室。

21号手术室即将展开的是一台，心脏杂交手术。在这里当班的麻醉医生，是教授张诗海、主治医师薛飞、住院医生冯颖露。在外科手术大夫到来前，她们要把包括急救药在内的药品，全部准备好。备药、机器质检结束，已经是四十分钟后。

8点10分，第一针麻药被推进病人体内，病人很快进入全麻状态，手术正式开始。

就在半个小时前，我还问病人："今天要做一个重大心脏手术，要搭桥，要放支架，还要做介入，你怕不怕？"这位兄台爽朗地笑笑说："不怕"。看到此刻他无声无息躺在那里，我忽然想：病人上手术台被麻倒后，真是弱势啊---这一幕，上帝看了都心痛啊。如果他自己和亲人看到这一幕，恐怕心都要碎掉。病人手术中的生命安全、术后恢复情况，以后的生活质量，都在医生们手里捏着呢。所谓人命关天，不过如此。

好在此刻，病人处于全麻状态，无知无觉。在麻醉发明之前，手术如同酷刑，患者必须忍受巨大痛苦，医生和护士必须紧紧将患者牢牢捆在床上，在患者撕心裂肺的哭喊中完成手术。1842年，麻醉学诞生了，它颠覆了人们"疼痛在手术中不可避免"的传统认识，成功使得患者在无痛状态下完成手术。20世纪末期，现代麻醉学，更是一举跃居改变人类命运的最伟大发明榜，排名第四。

手术间墙上挂着的表提醒我，手术已进行两个多小时了。而在这两个小时里，麻醉医生薛飞、冯颖露，始终站在手术床头，一刻也不停地盯着。

武卿："你必须得时刻盯在那？"

薛飞："对，随时最接近病人，观察他的各种情况---有人说麻醉医生的注意力很分散，是的。因为我需要关注的东西太多了，我们的药品，病人的监护仪，医生手术进程操作的情况，或者他遇到的困难我要想办法配合。另外，所有的管道，像呼吸管道、静脉输液管道、给药管道，都需要保持通畅。这些小细节太多，单个问题出现不要紧，累积起来可能会犯大错。任何事情都应该预计在先，要不停地巡视自己这一片领地，保证它不出任何错误。所以，我们在精神上，一直处于高度紧张状态。"

精神高度紧张--采访中遇到的所有麻醉医生，都这么说。只不过，这种紧张，轻易从表面看不出来。能看出来的，只有医生眼神里的疲惫。早晨刚进入手术室时，他们往往神采奕奕，彼此间偶尔还开开玩笑。两三个小时后，略显疲惫。站个五六小时后，人很明显就憔悴了。

21号手术室的心脏杂交手术，下午四点钟才结束。下午四点半，病人被送往ICU，他依然处于麻醉状态中。在ICU又忙乎了半小时，安顿好病人后，主刀大夫刘隽炜、柳祎去吃午饭。连着做了八个小时手术，他们累得似乎连话都不想说。

这个时候，好些刚下手术的医生，正靠着衣柜在外面歇着呢，他们有坐的有半躺的，一脸疲惫。过去在网上，看过不少医生结束手术后四仰八叉躺在地上休息的图片，今天看了现场版。

网上流传的一线医生下手术后席地而躺的照片

麻醉医生薛飞、小冯苗条的背影，一闪就从楼道里消失了。离开ICU，接下来可能还有别的手术在等着她们。按照医院目前的规定，麻醉医生两个人盯一间手术室，该手术室里所有手术的麻醉，都由这两个人来做，手术全部结束后，才能下班。

薛飞："每天早晨七点半之前就要到，跟今天的手术量，一直要做到这个手术间的手术全部结束为止。有时自己的手术做完，还要去支援别人，七八点钟能够下班，就算比较早了。很多时候会上到十点钟，甚12点钟以后。"

"超过十二点钟以后，第二天就可以休息，但是有的时候人手不够，可能上午休息，下午还是会被叫来帮忙。"

武汉协和麻醉科有将近90个人，这90人里，只有十几个人有资格在凌晨下班后休息全天，绝大多数住院医生，不管当天多晚下班，第二天还得照常工作，甚至连教授们也不例外。教授张诗海，在4月18日做了15台手术，凌晨2点一刻下班。第二天早晨七点半，他依然得准时出现在手术室里。主治医师薛飞，在今年3月份，共加班超过一百个小时，薛飞把她们的工作叫做"车轮战"，意思是，外科医生不停地换人到这个手术室，来跟她们俩作战。"可能我们的身体已经到了极限---"薛飞喃喃地说。

半年前，薛飞的同事、32岁的桂平在腹泻的情况下带病上班时，忽然发生心跳骤停。由于昏倒的地方是手术室，同事们得以马上对桂平进行抢救。昏迷一天一夜后，大家挽回了他的生命。接受我的采访时，桂平的声音一直颤抖："醒来之后，听同事们一说自己的情况，真的是泪如泉涌，真正有种死力逃生的感觉。在国内，发生心跳骤停能够抢救过来、基本上没有留下什么后遗症的，不超过千分之一吧。现在想起来，如果万一发生在家里的话，必死无疑---"桂平的另外一位同事说，别说是在家里倒下，就是倒在办公室都不见得能抢救过来。倒在手术台上，真是不幸中的万幸，唉，死活都是因为那张手术台。

薛飞一直都在现场含泪抢救桂平，她心里觉得悲凉，"我生怕这次，他就过不来了---我们都觉得自己没事儿，身体还可以，但是这样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发生在身边，大家忽然都觉得，每个人实际上都处在危险状况中。说不定下一个就是我---在我们这个三甲医院，不单麻醉科医生累，外科医生、护士都一样。所以---每次听说杀医什么的，我都觉得---"薛飞的眼睛忽然红了，眼泪在镜片后闪光。

"这些事，对我们刺激非常大---我们过去那种积极向上的面貌，受到这些负面能量冲击非常厉害。"

对于造成这种工作强度的原因，副院长姚尚龙解释说："这两年医疗市场发展很快，医院就医人力增加，工作量剧增，我们2012年的工作量，跟现在的工作量相比，几乎翻了50%以上，这样导致我们医生的压力太大。协和医院现在每天都要做300多台手术，一年365天几乎天天如此。"

采访期间，我心里充满忧虑：调查一个群体的生存状态，这根本自己做的常规选题，这种节目安静、没新闻性。我的采访路径，也不是常规路数，拍摄时间拍摄量，都是常规节目的数倍---最初都没有医院愿意跟我聊，他们不愿意趟这个浑水暴露自家麻醉科存在的问题。

好在，姚尚龙和北京同仁医院的李天佐、通州潞河医院的吴迪不同。他们说，如果能因为记者的调查、剖析，使得麻醉人员为社会了解、理解，使得那种群体性的疲于奔命让人心忧的状况有丁点改变，他们都愿意让自家医院的麻醉科暴露在公众面前。

在武汉协和医院存在的麻醉医生长期过劳现象，在李天佐和吴迪的医院同样存在。

李天佐所在的同仁医院（注：李目前已调往北京世纪坛医院担任院长），是北京市的一家三甲医院。这家医院的麻醉科，有正式员工62人，覆盖的业务范围有手术室，有三个麻醉和恢复室，两处全日制麻醉科门诊，一个疼痛门诊，另外还有手术室以外的麻醉，包括妇产科、无痛胃肠镜、导管室、眼科门诊手术室。以上所有科室的任务量加起来，全部由这62个人承担。除了临床麻醉，他们还承担着教学任务、住院医培养、对外交流等。在这种情况下，医生们加班非常频繁。2012年，同仁医院麻醉科一共加班283天。作为副院长和部门负责人的李天佐，对科室里的这种长期超负荷运转状况，非常忧虑。

他说，"我们非常缺人，非常缺。但是人员增加的速度，第一，匹配不了手术学科这种业务的发展增加，第二，满足不了麻醉科本身发展的需求。其实麻醉科在医院的舒适化医疗，在医院，是起主导作用的，现在已经渗透到内科领域了。"

北京通州潞河医院，是通州区最大的医院，这里的病人除本地人外，还包含有河北廊坊等地涌入的大量病人。潞河医院麻醉科的吴迪主任介绍，他们科每天能盯手术的也就十七八个人，手术量平均每天都会有四五十台，最多的时候七十台："如果晚上12点以后手术还没完，第二天可以休息一天。但是如果你是做到11点下班的，第二天还得正常来上班。心理压力大，身体疲惫，在我们这里普遍存在。除此之外还有一些问题，手术室里面全是日光灯，没有自然光。在里面待上一天，又疲惫，又憋闷，心情很不好。我们自己老说，什么是幸福啊？把病人都送走后能洗个澡的时候，就最幸福了。"

李天佐说，麻醉医生长期过劳，在全国各大城市的三甲医院是有共性的。在美国，麻醉科主治医生，每年承接的麻醉量是600到800例，而在我们国家大医院主治级以上的麻醉科医生，每年的工作量都会过千。

李的说法，印证了我的调查。在新青年麻醉论坛负责人周祥勇帮助下，我挑选来自全国各地30多家不同级别医院的麻醉医生，通过微信群进行调查发现：三甲医院麻醉医生的长期过劳，确属普遍现象。此外，这种现象在二乙至三乙级别的医院也普遍存在，只不过程度略有差别。

县级以下医院麻醉科医生的工作状况，并不比大医院好。首先，他们每天的麻醉例数和紧张程度和三甲医院比，可能要弱些。但是医生个体的辛劳程度，不比三甲医院差，因为人员少。第二，基层医院麻醉科的工作环境差，抢救条件、处理病人能力更差，一旦出事往往无法应对，一出事直接面对的就是医护人员自己，没有其他人可以帮忙，他们的压力大。而在大医院，往往会有一个小团队来负责。第三，相比大医院来说，基层医院麻醉人员的职业认同度更低，很多基层医院的院长，都不会把麻醉科真正当做临床学科对待，只是把它当做医技科室。这些内容，是一线麻醉医生和麻醉医师协会的共识。

当我把以上自己调查到的事实，讲给曾经上过手术台的朋友们时，他们都很惊讶，表示从来没有听说过麻醉医生是这么个工作法。随后，他们都表示出不同程度的紧张："搞麻醉的如果老处于这种过劳状况中，那我们如果去做手术打麻药，是不是很危险啊？"我只能老实作答，是的。

几天前，国家卫计委机关报、国家麻醉质控中心、新青年麻醉论坛等机构，联合发起了《中国麻醉医生职业现状网络调查》，参与此次调查的近13000名麻醉医生，占大陆地区麻醉医生总人数约16%，在"压力来自哪方面"的问题上，排在第一位的是手术中的安全风险，排在第二位的就是劳动时间过长。

过度疲劳，对医生健康的影响不言而喻，这也正是短短一年半时间里，前后发生七起麻醉医生猝死事件的原因；疲劳麻醉，对手术病人来说，也潜藏着很大的安全隐患，这是造成麻醉致死事件的重要因素。

四、深层次原因？

台湾可怕的高麻醉致死率，原因主要是，麻醉人员奇缺。大陆麻醉医学界也认为，影响手术中麻醉安全的第一要素就是缺人--医院发展提速，手术量井喷，人员严重紧缺，在我国已经是普遍现象。

登陆专为医药领域提供人才招聘服务的丁香网，我看到，用人单位对麻醉医生的需求量，是对外科等其它科医生需求量的数倍之多。这种全国性紧缺，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武汉协和医院副院长姚尚龙："首先，现在招人有困难，早期我们希望招一些高层次的人员，博士硕士，现在连本科生招人都难。此外，就医环境不好，再加上麻醉科社会认同度低，所以很多人读了麻醉，最后都不选择麻醉。还有，我们自己培养的研究生来院里工作，看到压力大，都离开了---"北京市通州区潞河医院麻醉科主任吴迪介绍，2014年，他们科的进人指标有1-2个，但是最后连一个人都没招进来。

不过，姚尚龙认为目前最大的问题可不是没人愿意来，而是没有编制导致的没法招人。"没有编制，导致各个医院长期招不着人，长期累积，欠得帐越来越多，麻醉医生紧缺现象越来越明显。"说到这里，姚尚龙的声调明显高了起来："我们国家在这方面的规定有点淡漠。哈佛医院有八百张床位，他的医生总数，是两万一千多人。而我们国家最大的一个医院，将近八千张床位，工作人员也就是一万人。像我们医院这个规模，每天手术量是三百台，再加上外面还有疼痛和ICU，应该有150名到200的麻醉大夫。但现在就九十个来人，缺口至少七八十名。"

同仁医院副院长李天佐认为，编制已经超出了一个医疗机构所能够把控的层面，现在全国麻醉界都在热议的一件事，就是--麻醉科医生到底怎么测算编制。

1989年，我国把麻醉学科定为临床二级学科，但是并没有真正按照二级学科要求，给出规范的建制。有相当一部分医院，并不重视麻醉科，依然把它看做辅助科室、医技科室，麻醉医生的编制如何测算，至今也没有具体规定。大部分医院目前都是，按照二十几年前的标准--即一个手术台配1.5-2名麻醉医生的办法在招人。按照手术台，而非手术量来配备麻醉人员，在手术量井喷的今天，这就使得麻醉医生的紧缺现象，越来越凸显，麻醉医生个体不堪重负。同仁医院麻醉科每年都要人，但是每年都招不够，原因就是没有和现实情况匹配的进京指标。

编制是个原因，但根本的原因在于--整个医疗界对麻醉专业的重要性认识不足，造成其资源分配比例不合理。麻醉医生个体的健康被牺牲，受到严重损害的还有学科的发展。"麻醉这个学科承接培养着住院医、培养研究生的职能，有科研有教学，真正立体化发展了才能为今后的可持续化发展奠定基础。但这些目前都受制于临床压力，都让步给临床了。二三十年后，现在这批年轻人起来以后是什么样子？这支队伍将来会是什么样子？"同仁医院副院长李天佐非常忧虑地说。在针对全国近20%的编制内麻醉医生做的调查中，有超过一半的人表示，对这个职业不满意、如果有机会将不再从事麻醉行业。这些都会伤害麻醉这一重要学科的生命力。更重要的问题是，它时刻都会威胁手术病人的生命安全。我在前面介绍过，中国大陆目前，还没有麻醉相关致死率的统计数据，我们的标准，是美国二十年前的标准。

你也许会说，在中国的大医院里，人员紧缺的现象不独麻醉科有啊，超负荷运转的医护人员到处可见。确实，这非常危险。要解决这个问题，非精心做顶层设计不可。这不是一朝一夕可解决的，但也绝对不是无法解决的。

在武汉协和医院采访间歇，麻醉医生薛飞跟我转述了他们医生间传的一句玩笑话："我们常说，二十年后就等着隔壁的二傻子给你看病吧！---如果环境不改变，好的医生怕是都要离开这支队伍了。"

附：接受群访的部分医生给记者的回复：

王敏（化名），女，32，哈尔滨市某三甲医院麻醉科主治医师：我最不满意的事情是工作时间特长，身体和精神都特疲劳。其它科同事对我们麻醉科，也不是特别理解。社会基本还是认为，麻醉就是打一针，不理解麻醉的重要性。工作中的压力主要来自：麻醉是一门多学科的综合学科，可以说是外科中的内科，需要学习掌握的知识很多很杂。但是我们工作太忙，没时间整理临床遇见的问题，更别说查资料做科研了！如果医疗环境更差的话，我可能要想转行。最想说的话是：作为一名医学生，五年本科，三年硕士，三年博士，最青春时身边有的只是一本本医学书！看了电影"致青春"后我最大的感受时是，拍得太夸张了！我根本没有青春过！

仁心良朋，男，33岁，四川大学华西医院麻醉科主治医师，从业9年：我一般大白班下班时间为19~21点，运气差的时候会更晚。如果晚上需要给住院医师上课，则会在21点以后下班。每天平均工作时间约12~13小时，没有午休，午饭10分钟解决。平均每天完成10台左右手术。对目前工作最不满意的方面：临床工作太繁重，休息、看书学习、科研时间太少；职称晋升压力大；劳动付出、承担风险和收入不匹配。此外，社会对麻醉医师认同感太差，多数人认为麻醉医师工作轻松，打一针就ok，还有红包拿。在此声明，本人从未拿过病人一次红包。最想说的话：A.希望有媒体朋友跟我上一周班，体验一下一个三甲教学医院麻醉医师的生活节奏和工作强度，以旁观者的角度客观如实地写出医生的生活；B.希望那些整天嚷嚷"看病难、看病贵"的媒体朋友，去米国看一次病，再评论什么叫做"看病难、看病贵"；C.国家应该对医疗暴力行为进行严惩，对故意损害医患关系、唯恐天下不乱的媒体和记者进行严惩D.国家应该提高医生的诊疗技术费，体现医生的价值。E.取消公费医疗、取消干部病房，减少过度医疗，消除医疗资源分配不公。F.想说的太多，最想说的就是以上的A和B。

上海麻生，男，48岁，三甲，麻醉主任医师：我的手机一直开启工作闹钟，工作日永远在早5：50响起。当然，大部分的日子我是在此前醒的，因为生物钟几乎不会出问题，我夫人为了我能吃上早餐，也把闹钟定在在5：30，所以我的闹钟就成了确保能及时起床的双保险；我一般总是科里第一个上班的（因为我是主任），也几乎是医院车库里除了值班以外最后一个离开医院的，如果我能回家赶上看7：30的《新闻联播》，那一定算回家早的；我不喜欢在外面吃饭，因为中午医院的饭我把它称之为"减肥餐"，只是扒几口起到不饿的目标，一般不会超过5分钟就结束，但当我晚上回到家吃饭的时候，常常8点钟左右，吃完倒在沙发上就睡了；因为我是主任，科里的工作所有都需要负责，首先是要确保每天80-100台的麻醉顺利完成，只有每天手术基本结束我回家，才安心；对目前工作状态的看法：谈不上满意，但我已是这个年龄，即使不满意也只能接受；最不满意的，在于目前国内的管理机制，作为一个科主任，权没多少，追责的事件件少不了。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在我们这里是因为医院领导对麻醉科不重视，当然深层次的原因，还是国内的医院管理机制；国内外科界大都把麻醉作为他们的附属科室和医疗事故的替罪羊，虽然他们知道自己离不了麻醉，但并不愿意承认；由于外科与病人的接触机会更多，加上外科往往在医院的话语权更大，所以外科对麻醉的不真实宣传，造成了病人对麻醉一样不理解。工作中的压力：主要是病人的安全，麻醉作为一个高危职业，直接和病人的生死相关，所谓"麻醉不出事则已，出就是大事"，加上一旦有事后医院外科的推诿，所以长期会处于高度警惕状态；未来：希望私立医院冲击公立医院，让机制变活，让公平竞争和合理薪酬在麻醉医生队伍中体现，当然，这很遥远。8、最想说的话是：希望麻醉这样一个和病人生死打交道的专业及其从业者得到公平对待（这可能有很多话题，无论是医院内部还是社会）

麻水，男，38岁，江苏某乡镇卫生院，麻醉兼职内科，工作17年：我们医院一年六七百台手术，全部由我一个人做。由于一个人做麻醉，不分白天和黑夜，初一到三十，随叫随到，青春已经都给医院了。对目前工作最不满意的是一个人干麻醉，时间奉献就不谈了。医院领导对麻醉科重视一般，其它科同事对麻醉医生一般，遇到紧急情况时连个商量人都没有，压力太大！我都想改行！

（原文标题：央视记者调查报告：索命麻醉—你不知道的关于一线医生的真相）转发有删节

油菜 和 油菜花，药食两用

油菜是人类栽培的最古老的农作物之一，为十字花科芸苔属的若干种组成。其籽实可以榨油，故有油菜之名。含少量槲皮甙和维生素K，并分离出淀粉样蛋白、一种具有高度分枝结构的多糖、一种12S球蛋白。它和大豆、向日葵、花生一起，并列为世界四大油料作物。

我国是油菜起源地之一。在距今7000年的陕西半坡新石器时代遗址里陶罐中的已经炭化的大量的菜籽，在湖南长沙马王堆西汉古墓出土有保存完好的芥菜籽。公元前3000年夏代历书《夏小正》中写道“正月采芸，二月荣芸”的记述，意思是说春分农历二月油菜就开花了。均表明我国种植油菜已有悠久的历史。

公元6世纪《齐民要术》和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中均有记载。宋代《天工开物》中详细记录了当时榨油的经验和方法，宋代一般每百公斤菜籽可榨油三十公斤。

13世纪我国南方利用冬闲田种植油菜，并发展油莱与水稻轮作，14世纪遍及南方地区。15世纪江南地区创造了油菜育苗移栽技术，解决了油菜与水稻轮作换茬季节紧张的矛盾。到了17世纪，油菜已发展成为我国重要的油菜作物。

油菜始种于北方早作区，尔后渐次扩展到江南稻区，再后发展形成了我国以黄河流域上游为中心的春油菜区和长江流域为中心的冬油菜区。

我国是世界上油菜种植面积和总产量最多的国家。其他油菜生产国还有加拿大、印度以及法国、德国、波兰、瑞典等。

食用价值：

人体对的吸收率可达99%，因此它所含的亚油酸等不饱和脂肪酸和维生素E等营养成分能很好地被机体吸收，但不适合直接用于凉拌菜。

油菜花粉：

众所周知，油菜花粉是前列康、普乐安片的唯一成分。

（1）增强人体综合免疫功能：花粉多糖能激活巨噬细胞的吞噬活动，提高人体抗病能力。

（2）抗衰老、抗氧化作用：蜂花粉属营养性的美容化妆品，花粉中的VE、超氧化歧化酶（SOD）、硒等成分能滋润营养肌肤，恢复皮肤的弹性和光洁。花粉中的肌醇可使白发变黑，脱发渐生，保持头发乌黑亮丽。

（3）防治脑心血管疾病：花粉中的黄酮类化合物能有效清除血管壁上脂肪的沉积，从而起软化血管和降血脂的作用。

（4）防治前列腺疾病：花粉是前列腺炎的克星，以油菜花粉、荞麦花粉效果最佳。

药用价值

主治：劳伤吐血，风热肿毒，血痢腹痛，妇女乳腺炎等。

性味：味甘、辛、性凉。

①《千金·食治》："味辛，寒，无毒。"

②《日华子本草》："凉。"

归经：

①《得配本草》："入手太阴经。"

②《本草求真》："入肺、肝、脾。"

散血，消肿。治劳伤吐血，血痢，丹毒，热毒疮，乳痈。

用法：内服：煮熟或捣汁。外用：煎水洗或捣敷。

①《千金·食治》："主腰脚痹，又治油肿丹毒。"

②《唐本草》："主风游丹肿，乳痈。"

③《本草拾遗》："破血，产妇煮食之。又捣叶敷赤游疹。"

④《日华子本草》："治产后血风及瘀血。"

⑤《开宝本草》："破症瘕结血。"

⑥《纲目》："治瘭疽、豌豆疮，散血消肿。"

⑦《随息居饮食谱》："破结通肠。"

⑧《四川中药志》："治吐血。"

营养与药用：该品含有槲皮甙或维生素c，淀粉样蛋白，多糖和一种12S的球蛋白。具有散血消肿的作用。散血，消肿。治劳伤吐血，血痢，丹毒，热毒疮，乳痈。　

①《千金·食治》："主腰脚痹，又治油肿丹毒。" 　

②《唐本草》："主风游丹肿，乳痈。" 　

③《本草拾遗》："破血，产妇煮食之。又捣叶敷赤游疹。" 　

④《日华子本草》："治产后血风及瘀血。" 　

⑤《开宝本草》："破症瘕结血。" 　

⑥《纲目》："治瘭疽、豌豆疮，散血消肿。" 　

⑦《随息居饮食谱》："破结通肠。" 　

⑧《四川中药志》："治吐血。" 　

思邈曰︰贞观七年三月，予在内江县饮多，至夜觉四体骨肉疼痛。至晓头痛，额角有丹如弹丸，肿痛。至午通肿，目不能开。经日几毙。予思《本草》芸苔治风游丹肿，遂取叶捣敷，随手即消，其验如神也。亦可捣汁服之。

时珍曰︰芸苔方药多用，诸家注亦不明，今人不识为何菜？珍访考之，乃今油菜也。九月、十月下种，生叶形色微似白菜。冬、春采苔心为茹，三月则老不可食。开小黄花，四瓣，如芥花。结荚收子，亦如芥子，灰赤色。炒过榨油黄色，燃灯甚明，食之不及麻油。近人因有油利，种者亦广云。

【宜忌】麻疹后、疮疥、目疾、狐臭患者不宜食。

新源马场（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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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农一队到农二队的马车道已经有三公里路铺好了柏油，光旭骑着摩托车在前面带路，我骑着摩托车载着阿依，沿着吉尔尕朗河北岸行驶，沿路都是白杨和白桦穿插组成的防风林带，每年春秋季节，它们护佑着北岸几万亩的条田作物。右侧的吉尔尕朗河越往上游河岸越陡，河边的景物也开始以灌木林和芦苇为主。我带着一种欣赏风景的心情慢慢地骑摩托车，十多分钟后来到了二队。在那里，阿依找到了曾经住过的旧址，那里已经是一户哈萨克族人家，一个用得光滑溜圆的馕坑坐落在房子前。

因为担心打扰人家，我们把车停在离房子十多米远的一排杨树下。阿依回忆二队的生活。

大概是1980年9月吧，开学我就上小学三年级了。我妈调到马场农二队做老师，我们家也从三队搬到了二队。公家分的两间房子，还是土坯房，我爸爸妈妈和两个弟弟住里间，我和舅婆住外间。那时候我爸是医生，工作不是很忙，甚至有些无所事事。房子周围有五棵属于公家的核桃树，每年都结果，有时候我们也能捡到熟透的核桃，我们就用石头砸了吃。

跟我们一起住的还有我妈的舅母，就是我的舅婆。1976年的时候，周应军加广西老家探亲，我妈说让他帮忙把舅婆接来了。那里我妈正怀着光亮嘛，不方便回去。我妈当年说过，舅舅既然离家出走了，我有义务把我舅母接来新疆，我要为她养老送终。那时，公家在我们房子后面新盖了一排房子，我爸找队里的领导汇报说，舅婆身体不好，家里房子又少，不好住。公家就批给我们一间房子，给舅婆住。

在农二队住的那几年，每天都有十几个来找爸爸打针开药的新老病号，遇到季节交替疾病高发期，病号就更多些。爸爸既看病又打针，往往有些忙乱，妈妈有时会打个下手，帮着打针。我上小学四年级那年，出于好奇，跟着爸爸，看爸爸怎样给人看病开处方，怎样打针。我也常趁爸爸外出，偷拿针盒里那支有颜色的注射器（皮试注射器）把玩一下。也许是爸爸发现了我的好奇，有一次在给病人注射时，他特意叫我到身边，把肌肉注射的操作过程手把手地示范给我看，还让我在那个纱布做的垫手腕用的手枕上扎针，练手势手劲，我只用了个把钟头就掌握了要领，并且给病号注射。病人反映，我手势轻，要求下次还叫我帮她打针。因为觉得刺激，还有成就感，我有点飘飘然。

后来，爸爸把统计处方的事也交给我做，简单的复方也让我开出，司药也交给我做，伤口处理也是我来处理。哟，我俨然一个小赤脚医生了。全队的新老病号都知道老章家的丫头会医呢。爸爸外出到山里给牧民看病，一天两天回不来，也不用担心队上的病号了。现在想想，那时我才四五年级，正是贪玩的年龄，平常要挤出时间来完成消毒注射器（那时没有一次性的）、司药、开处方、伤口处理、注射、出诊（到病号家里，去给起不了床的老病号打针）、统计处方这些任务，占去了我许多好玩的时间，我的好奇心和热情在慢慢消失，最后是逃避，只要见到有病号往我家这边来，我就往自家的前后院的菜地里躲藏，巴望着这时不是爸爸帮他们打了针，就是妈妈帮他们打了针，往往这样的巴望里，突然响起了妈妈的叫声：“阿依，快来给李阿姨他们打针，你藏在豆角地里干啥！”唉，我还能藏吗？我极不情愿地走出来，给那帮等待的老病号打针。说实话，我也怕给他们打针，因为他们常年吃药打针，臀部的那两块肌肉皮下早已暗藏了很大的疙瘩，俗话说就是肌肉都打死了，药水很难推进去，特别是油脂之类的注射液，非常难注射，经常发生针头扎不进去，推不进药水，推入的药水从针口渗出的情况。老病号的大疙瘩，往往是推进了药水，针筒拔下来了，针头还在屁股上摇晃，还要再小心地拔下来，病号说那疙瘩已没了痛感。

记忆中，队上的人都有个习惯走家串户去聊天、谝传子。有一天，隔壁家的男主人丁振文得了重感冒，有些发烧，他来到我家看见里屋一帮子谝传子的人，蔫蔫地叫我爸爸给他看。爸爸给他搭了脉，开了药后，被里屋的人叫进去了，我妈把他带到外屋药柜旁，根据爸爸开的处方抓药，告诉他还要打一针。妈妈吸好针剂，丁振文怯怯地看着针筒，不知所措。妈妈说要...

来找我爸看病的人不光白天来，有时候深夜也来。有一天晚上十一点，我们刚刚睡下，听到院门的拍打声和看家犬乐乐的吠叫声，我爸出去开门，我跟着我妈也起来看，来人是二队的李家东两口子。原来李家东老婆罗清秀因为打哈欠用力过猛，造成了下颌骨脱位，就那样张着一直合不拢嘴，也不能说话，口水流了一路。那时我才见识到了老爸的技术，只见他将两只手并起来，两只拇指跷起，两根食指伸直，两只手其余的四指收回，拇指顶进罗清秀的嘴巴，食指托住她的下巴，两手用力，一推一顶一拉，一声“咕”响，罗清秀的下颌就复位了，就像弄一个拉脱了的抽屉一样。罗清秀就可以大声说“谢谢”了。

再跟你说个秘密。别看我爸是受人欢迎的医生，我妈是许多学生喜欢的老师，但是我爸却是那种在外窝囊在家龇牙咧嘴的人，严厉到了令我们做子女的无法理解的程度。印象最深的是我五年级那年，有一次我赶着去上课，来不及吃饱，就拿了一块结成块的红糖，在班上偷偷地吃。那时候是我妈教我，她在班上批评了我，让我站起来。不巧的是，经常无所事事的我爸从窗外经过看到了，他瘸着腿冲进来，大声骂着，把我推倒在地板上，顺手操起讲台上一根拇指粗的教鞭，照着我劈头盖脸打了一阵，我疼极了，哭起来。全教室的同学都惶恐地看着，他们肯定不明白我爸为啥这样对待我。还是我妈把我拉起来。这个记忆是很深的，我一辈子都记住了。

“老爸的窝囊是马场出了名的，”光旭这时插了一句，看我疑惑的样子，又说，“姐夫你绝对想不到，我姐姐当年是怎样忍受家庭的屈辱的。”他的话让我感到有些不舒服。屈辱？什么屈辱？老爸老妈那么爱女儿，当年还有谁在家庭里给了她屈辱？对我的反应，光旭先是摇摇头，又点点头。

我告诉你，你就会感到震惊的。刚才姐姐也讲到了，就因为来不及吃早餐，装了一块红糖块带到教室，上课时饿极了，偷偷地吃，老师发现了也批评她，但是老爸还是冲进教室，当着全班同学的面，把他的女儿打趴在地，还用脚踩着姐姐的脖子厉声大骂。说句老实话，我当晚知道后怒火中烧，要是我当时在场，我一定会上去把他打倒！

还有一次，二队小学的女教导主任处处与我妈过不去，那时我妈还是代课老师，人微言轻，这不是存心欺负我妈吗？可是老爸知道后，竟然来到办公室，当着那么多的老师赔着笑脸向对方道歉：“我们家的冰莹嘛，她就是那样的，请你多多包涵。”如此不分原则道理就对人点头哈腰的窝囊样，连办公室里的其他老师都惊呆了，背后说：“这个章泽州是咋回事？自己的媳妇有理，他不帮自己人反而帮别人！”几乎把人气死。那时我已经十五岁，我非常愤怒，跑到那位教导主任家，一块大石头打在她的院门上，大声警告她不许再欺负我妈，否则我不客气。我的恐吓还是有作用的，后来她再也不敢欺负我妈了。

我看过阿依小学中学时代的照片，她因为营养不良，整个就是一个瘦小伶仃的女孩儿。但是阿依却表达了自己的理解，按照阿依的解释，经历了家庭变故和政治运动的父亲形同惊弓之鸟，虽然凭着一点医术没有经受太大的风浪，但自此有了自己的人生哲学，处世谨小慎微，他也从一个忠厚老实的人变得像一个乡愿。这样的解释尽管脱不了牵强附会，但也似乎符合当时的历史背景。

听到儿女们都在说父亲窝囊，阿依母亲一直笑着，等他们说完后，也给我讲了一段阿依父亲的往事：

你们的爸爸嘛，要说窝囊确实也算窝囊。阿依读大专的第二年，我们家里最紧张了，你们爸爸就主动说，要做生意，要为儿子女儿赚学费。刚好十月公社八大队的老乡李广的儿子李振明也有这个意思，他们两个就商量合伙，每人出资五千块，去霍尔果斯进服装。我们钱不够，我去向这个借那个借的，还向安秀莲老师借了两千块，她很爽快地答应了。老爸拿了钱去霍尔果斯，租了一个小铺，购进了一批成衣。这个老实人啊，那些老外（主要是俄罗斯的）跟他说，我没带钱，先赊账，过几天带钱过来。结果人家一去不回头。那时候邻居潘易星也在霍尔果斯，在工地做建筑工，据说因为老板不发工钱，他没钱吃饭了，就来找老爸借钱。死老头子，真爽快，就借了五六百块。这事给李振明知道了，气得指着他鼻子喊：“章泽州，你连本钱都敢借给别人，你就不是一个做生意的人，你为人民服务，行！我不跟你合伙了！”老爸说：“看到他没饭吃，我忍不住嘛！”李振明才不听你的理由呢，他很快就撤资单干了。老爸回到马场后，不敢跟别人说，还央求我不要告诉别人。我又好气又好笑，说你这个窝囊废，做生意亏了本，还死要脸皮。唉，你天生就是做赤脚医生的料，给人家瞅瞅屁股（医痔疮），弄弄抽屉（帮人家下颌骨脱位复原），免费接骨，扎根针的。

人家李振明后来可是发财了，成了大老板。你老爸亏了三千多块。如果不是欠了债，后来光旭也不会这么快就去广东打工。

当天晚上，在老马场的房子里，我和阿依母亲又开始聊天，我们的话题还是从二队开始。

我到二队教书的时候还是代课老师，代课老师不好当啊，特别是面对一位根正苗红的领导，就是我们的教导主任嘛，哎，都是往事了，我也不是背后乱说话的人，我当时只是想做好本分就行。我做了两年的代课老师，从没想过有什么转正的机会，但是，机会偏偏就来了，1982年的时候，县里开始了民办教师转正考试，我去考了。这次考试很有戏剧性，你想不到吧，我数学考得了新源县的第一名，89分。语文吗，考得了60分，不过这个60分光是知识分，作文分没有算进来，作文分我得了个零蛋！为啥呢？不是我没写，写的是《给女排的一封信》，那时候女排连连得世界冠军嘛，我就写了，而且自我感觉挺好。那封信要求落款不写真实姓名，只能用×××代替。我在写完检查的时候，马场的一个领导进来巡考，他在我身边站了很久，看了我写的信，一会儿走到讲台上说：“有的同志啊，我要提醒一下，胆子要放大一点，作文写得好，落款嘛要写上自己的名字！”我一听，想，坏了，我没写。也是我一时糊涂，竟然涂掉了那几个×××，唰唰唰写上了自己的名字。卷子交了之后，我才醒悟，完了，我犯大错了。半个月后，马场一个在伊犁教育局工作的哈萨克族人米尔丁回来，对你老爸说：“你的羊缸子数学考了全新源县第一名，89分。”又说，“可惜作文违规了，分全没了，但是语文还是考得不错。”我再向他打听，原来，在伊犁改试卷的时候，改卷员把我的试卷用来传阅，改卷的那个人说：“可惜了，这个人知识分得满分，作文却写了自己的名字，违规了，只能给零分。”几个改卷员讨论了一下，大家都认为，我知识分能拿满分，作文也写得不错，全部给零分太可惜了，就同意作文不给分，知识分留着。要是作文我得分，我语文起码有八九十分。我顿时恨死那个领导了，也恨死了自己。冷静之后，我又想，估计那个领导也不是故意的，可能是他不懂，想帮我，却误导我了。谢天谢地，幸亏我的语文知识分不丢，要不那次转正肯定泡汤了。你说惊险不惊险吗？哎，还有呢，考试的时候，校长的弟弟，他在我后面用笔捅我的背，我明白他的意思，他要我给他看答案，我就把试卷和草稿纸吊在桌子边，他在后面看。后来他告诉我，他的数学考了七十多分，也被录取转干了。我一转干工资就得了行政二十二级，我看了电视，相当于那个空军修理飞机的技术员待遇，哈哈。我还因为讲课好也提了一级。那时，马场的老师一个人讲一课，底下听课的全是老师和支边的大学生，讲完了由大家评论。我讲完下来，那些大学生都说：“哎哟，今天真是听了一节好课！”结果那次公开课之后，我个人被提了一级工资，得了行政二十一级。那时我是多么高兴啊，这算得上是我这辈子最强的成就感了。

好运有时是连续来的。阿依母亲说，转正后的那年，她还有一个调回老家的机会呢。

1982年冬天吧，二队小学的老师陈丽蓉全家调回了她老家广西贵港。陈丽蓉与我关系一直很好，在二队小学我们一直是好姐妹。她回到贵港后打电话跟我说，她有个表哥在贵港公安局当领导，如果我想回老家，她可以帮忙。我当时以为她是说说而已，就开玩笑说你能办得通我就回去。让我想不到的是，不久陈丽蓉来电话，说调令已经发出了十几天，你收到没有？还说连我在哪个学校都安排好了，还安排我教高中语文，安排你老爸在学校做饭。我吃了一惊，心想，真有这等好事？第二天一大早我就冒着雪花赶去场部学校问，可是校长高书时说：“没啥调令啊，有调令我能不告诉你吗？”就这样又等了一个月，学校领导一直没有通知我。我知道真有这个调令是在两个月后，场部学校的一个同事来二队亲戚家串门，顺便来我家悄悄告诉我的，他说在高书时的办公室看到了那张调令。我问：“那为啥我去找他的时候他说没有？”他说：“你以为高书时会主动告诉你啊，要是主动告诉你他就不叫高书时了，你知道的，他可是人人皆知的高术士。你去要那张调令，那可是要‘拔毛’的，你就赶紧‘拔毛’吧！”

高书时被马场人称为“高术士”是有来由的，他曾经要求还差一年多才够退休年龄的李安详老师退休，好安排他的小姨夫顶替，一年后就转正了。李安详是四川内江人，出了名的老实人，他在马场见人就用他的四川口音气哼哼地说：“高书时心机多，诡计多，强令我退休，安排他的小姨夫顶岗，他就是一个术士，高术士！”从此“高术士”的绰号不胫而走。“拔毛”是啥意思你知道吧？就是送钱送礼嘛。你想，我当时一个月的工资才几十块，家里还有几个孩子要吃饭，哪里有钱送？你老爸就说：“咱家的电视机是彩色的，校长的电视机是黑白的，咱们就把彩色跟他的黑白换了吧！”当时我想，我本来就不是贵港人，真去了贵港也是人生地疏，反而在这里干了差不多二十年了，还有一帮老乡和朋友，况且真要调回去还要“拔毛”，说不定回了口里要办啥事还要“拔毛”呢，我还是不回去了吧。这事就这样搁下了，我也一直没有去找过高书时要看那张调令。

夕阳的光影在老人的满头白发和清瘦多皱的脸上闪烁，像上了一层红釉。我突然在心里感叹，老人真是难得糊涂，也倔得可以，白白放弃了一个好机会。她可能算不上孔雀，所以她无法东南飞。让她感到安慰的是，她在这片土地上做了老师，算得上人尽其才。

阿依母亲说，二队的生活也是一段不寻常的记忆。

1983年刚刚开春，寒风还冷得彻骨，可顽皮的光旭一点儿也不怕冷，和他的回族朋友伊萨去后山草原骑马。半个小时后，他从受惊的光背马上摔下来，摔断了左臂，急得我天天催着你爸爸找药治，实在没办法了，只好送去县医院。那年家里真是祸不单行。也是在那段时间，我的舅母，就是阿依的舅婆病得走不动了，我们就决定送她去五区医院就诊，来来回回去了好几趟。那时我们房子距离机耕路有几百米，每次都是你爸背着她到路边，上了正在等候的拖拉机。当时二队的不少人站在路口看着说：“瞧这家子厉害啊，把个舅母接来当妈养着。这章泽州也真是，背出背进，这算哪门子事嘛！”你爸一声不吭，早上背出门上拖拉机，下午下了拖拉机再背回来。舅母被确诊得了食道癌，已是晚期。后来我们送她到二区的一五军区医院住院，我和你爸轮流守护。阿依当时在场部中学上初一，离家有十多里路。刚上小学一年级的光亮没人看管，上三年级的光旭也贪玩，他俩饭都吃不上，我就把他俩托付给了同事安秀莲老师。阿依周末才回家，每次回来就去安老师家里接光旭光亮回来，然后做饭洗衣。

我本来在二队小学教毕业班，五年级（当时小学学制为五年），上的是语文课。哎，我也不明白，我擅长的是数学，我的普通话也不好，学校却安排我教语文。那就教呗。但是谁都明白，教数学要比教语文轻松，语文要详细备课，数学备课相对轻松嘛。而且我看了那时的任课表，那些教数学的老师大多数都是马场领导和各队领导的家属。我想，我从广西来到新疆，那么远都走过了，那么多苦都吃过了，好不容易当上了老师，教个语文算个啥！

当时，马场场部学校的校长高书时还兼任三队小学的校长，他可是马场的高级知识分子，大家都说没有他不懂的问题。可是我跟他算是有过过节的人啊，为啥呢？因为一个教学问题。1983年夏天段考，我们老师集中到场部改卷，有一个成语“蹉跎岁月”的解释，我们老师有分歧了，场部的刘桂珍老师认为是“岁月艰难”的意思，我记得是“虚度光阴”的意思。那时学校没有《辞海》，一时间也没有找到成语词典。校长高书时也附和刘桂珍的意见。我不服气，我们起了争吵。高书时就非常不满地说我：“你连我的意见都怀疑，你水平很高吗？”我一气之下踩了自行车就去三十公里的哈拉布拉中学找语文科的组长李佳玲，我拿回来了《辞海》，打开给他们看，他们才哑口无言。我的执拗一时间传遍了整个马场，大家都说吕冰莹厉害，连“高术士”都敢叫板，而且还赢了。

1983年秋天，马场通知我去场部小学任教，并指定要我教五年级三班，还说可以把家安在那边。听到这个消息我当然高兴，因为你爸爸已经调到场部卫生室，阿依也在场部初中读书嘛，我把光旭光亮带过来，我们一家就可以住在一起了。我是后来才听说，我调到场部教学，是高书时校长认为我能干，就想到让我来管这个三班，做班主任。我当时也有一些顾虑，高书时听了我的话就说：“你去教吧，教初中，以后给你评中级教师。”我那时是小教二级，一听这话二话没说就答应了。那是个啥班啊，全班有五十六个学生，大多数都是长得牛高马大的，能打能冲。还有一对回族姐妹，长得很漂亮，可惜是哑巴，据说是近亲结婚。还有一个患了羊痫风，课堂上听着听着就口吐白沫倒在地上。他们都说这个班的学生常常把任课的女教师气得呜呜大哭。男老师呢，连续几次和男生对打。我私下打听过，有一位原来在县上做记者的男老师（名字你不能在这里写出来），教化学的，最喜欢惩罚学生。兰花你知道吧，对，就是珍姨婆婆家的兰花，有一次在上课时觉得头顶发痒，伸手抓了抓，结果这位老师大声说：“你不是很喜欢抓头吗？这一节课你都要把手放在头顶，保持这个动作一直到下课！”兰花只好一节课都把手放在头顶上。有一位男同学伸了一个懒腰，被勒令课堂上一直伸着两手扭着腰保持姿势。男同学是马正文的弟弟马正武嘛，不听他的命令，他就上来拖他出课堂。还有一次，他看见一个男同学课堂说话，立刻将手里的粉笔掷到了这个男同学的头上。这个男同学就是库立江啊，维吾尔族，已经长到一米九的个头，被掷到脑袋后气势汹汹地冲上来。一群男生团结着呢，也跟着哄叫着冲上讲台，把老师放倒，抓腿抓手扛起来，一直扛到教室外，把全校师生都惊动了。结果老师和学生都被罚停课一星期。

这些我刚来时都不知道，只知道过来可以方便我的孩子以后读中学，离场部近些，就高兴地来了。叫我负责这个班我就负责这个班吧，也没想到要咋样严管。奇怪的是，我第一天到这个班上课学生就出奇地听话。据后来几个常来我家走动的学生说，他们已经知道我跟校长顶牛的事，所以一开始就对我刮目相看。那天我还没走到教室门口，就有眼尖的学生跑回座位大喊：“大家别吵，吕老师来了！”霎时全班安静，我也不知咋的，这个班就这样教下去了。

现在我想起来，那个班的学生不怕我，还服我，主要是我把他们当人看，差生也有自尊嘛，我不把他们当差生看，更不会打骂他们。我在第一节课上就跟他们说：“我知道咱们班上有些同学为人爽快，比较活泼，像个男子汉，但是有缺点，就是基础差。你们也是父母生的，也是人，我吕老师不会小看你们，更不会打骂你们。我只想尽自己的能力教你们。”结果第一课他们就专心听我的话，几乎没有吵闹的。不过也有捣蛋的，有一次，不知是谁把教室的几个灯泡全用弹弓打碎了。我找到班上最调皮的学生马正武，一个回族学生，就是马正文的弟弟，我说：“我给你十块钱，你去帮我买一个二百瓦的灯泡回来装上吧。”结果，第二天一大早我来到教室看早读，教室里亮堂堂的，灯泡已经装上了。更让我觉得奇怪的是，马正武把二十块钱给回了我，说是昨天晚上就有人偷偷地把灯泡接上去了，还告诉我他就是刘海阳。当时我觉得吃惊，这个刘海阳，还是光旭的好朋友咧。这个学生后来在伊犁钢铁厂做了供销科长，回到马场见到我，总是恭恭敬敬地喊我吕老师，说要请我吃饭，叫我去他那儿玩。那个班的学生的确调皮捣蛋，但是后来都混得不错，开公司做生意发财的有十几个，见到我都很客气，都说，吕老师，当年要是我听您的话，好好学习就好了，就没有今天这么辛苦了。我说，你们都很听话啊，现在日子不是过得好好的吗？

那两个回族的哑巴，虽然学习不好，但是人挺好，初中毕业后开拖拉机，还能自食其力呢。还有一个学生，叫伊布拉，回族，不是我班上的学生，但是他自觉来我教室后面听课，常常拿着一张椅子坐在后面。我没有撵他。他后来当了兵。有一年他回来探亲见到我说，吕老师，我虽然不是你班上的学生，但是我会一辈子记住你的课。说得我还蛮感动的。那个患了羊痫风的学生病情发作时，倒在地上，我就去掐她的人中，她就醒来了。后来毕业了，也不知道她去了哪里，不知道嫁人了没有。

教这个班半年，我才知道，只要你发动了他们的积极性，跟他们打成一片，你就比教优秀班还要轻松。咋个说呢？说组织义务劳动吧，我一在班上宣布，那个牛高马大的男生劳动委员库立江就呼啦一声振臂高呼：“吕老师你啥也不用管，说清楚地点在哪儿，任务是啥，我们男生全包了！”如果你看到肯定会感动，三十几个男生，一人骑上一辆自行车，拉着一位女同学就跑，女同学在后面扛着工具。当时姨姨的女儿章婕也在这个班嘛，她们女生可享受了，男生把她们拉到劳动点，都吼：“女生就地休息，劳动全是男生的！”女生们全都笑嘻嘻地坐在草地上休息、观看，男生们一人抡起一把工具，越干越起劲，结果任务要求种的三百多棵树，我们班比其他班早了半个小时就完成了。女生们在回来的路上坐在男生后面一首接一首唱歌，什么《团结就是力量》，什么《我们走在大路上》。

原先许多人说我们班上的学生是差生，智商低，是傻屌，但是段考期考大多数人都超过了七十分。年终评优秀教师，我没有评上，班上的学生为我鸣不平，说，吕老师咋个你不是优秀老师吗？我说我教你们就没考虑这个。学生说，我们知道，优秀教师都给那些官太太了。他们还找了校长质问，校长说是名额有限。我赶紧去把他们叫回来了。

他们毕业了，有十几个学生考不上初中，毕竟基础差点嘛，但是都想跟我读，我也舍不得他们。我说：“那你们就跟我一起上初一吧，我把你们都带到毕业。”我跟校长说了我的想法，场部的学生，你总不能把他们丢到社会上不管吧，丢到社会上就真的成了二流子了。家长也来求情，学校没办法，于是全进了场部中学。

场部分给我一院干打垒的房子，就在你们的表叔朱世新家旁边，周边全是哈萨克族维吾尔族回族人家。房子有三间，但都是破破烂烂的，连院墙都崩塌了，但是冬暖夏凉。二队有十几个跟我出来读五年级的学生（二队没有五年级），早上天刚亮就过来，常常跑得气喘吁吁，中午带的馍馍在学校吃，晚上又赶回家。当时有个学生叫金锋，就是你们刚回来时接你们的那个金锋，家里有五姐弟。说起来他家也挺惨的，他父亲原来是二队的队长，安徽人，我在二队时和我们关系不错。不知咋回事就带着一家人回了老家，结果不到半年又回来了，原来安徽那边早已经分田到户（我们马场是国营单位，分田到户是在1986年后），他分不到田地，又回到二队，这时他的房子已经归公重新分配，队长也被免掉了。不久他又生病死了，留下老婆和五个娃娃。他们的安徽老乡不愿意收留他。娘儿六个只好挤着住在二队的旧库房里。金锋和金刚两兄弟到场部上学，金锋兄弟俩都不想回二队住，就在我们家吃住。两个孩子也懂事，每天吃过晚饭就拿起工具在院里干活，耕地啊，浇菜啊，打扫卫生啊，都干。他们回家了，我还会给他们几块钱。惹得阿依奇怪地问我：“妈，他们两个是不是你的孩子，怎么也像我们一样在院子里干活？你还给他们钱花？”

那五个孩子啊，后来都有了出息，金锋有一个姐姐去了合肥电视台，有一个姐姐在伊犁开美容院，有一个姐姐嫁给了军人。金刚和金锋在伊犁开了铺面。

我把那个捣蛋班教毕业后就不教初中了。不是我不想，是校长高书时不让我教了，他的小姨子师范毕业回来了嘛，要工作，要岗位，我就被安排教小学了。自然，当年高书时说的给评中级教师的话再也没有下文。

金锋金刚他们毕业后就离开我们家到外面闯世界去了。那院房子，我们住了一年吧。后来场部重新分了房子，就是现在我们住的家。

我和阿依重访这个院房子是在一个夕阳刚临的傍晚，我们远远就看到了那个被染得有些橙红的黄泥土墙围院的房子，房子已经重新砌过了墙，但还是干打垒，一溜儿排列着三间房，第一第二间房的门关闭着，第三间黑黑的木板门破了两个口子，朝里敞开着，不见有人影，草料泥巴覆盖的房顶传递出一种颓败感。在院门看整个院子，像面前摆着一个废旧的纸箱。我可以想象到，阿依和她父母当年在这个“纸箱”里进进出出的情景。

在旧房子的左边，是另一方天地，六棵白杨树形成一个“V”字长势，一片苦豆子草伴根而生，杨树外的一片地上，艾蒿长得比人还高，我根本进不去，只好在外围拍照。有一间建了半拉子工程的小砖房，被荒草掩映了。上下各有一户人家新盖的房子，都是彩钢瓦封顶，用木板护栏围着，房子还没有装门，说明还没有住人。阿依为我指点着三十多年前的五棵核桃树，如今只剩下一棵了，正落在一户人家的院子里。

我的目光又回到那个旧院子，院子周边的杨树高峻密集，浓荫森然。金色的夕阳穿过白杨树梢照在褐色的土墙上，时光似乎一瞬间定格。在一边跟着走的表叔朱世新说，房子已经换了两茬人住了，原先住的是一户哈萨克族，后来搬走了，又来了一户哈萨克族，只有夫妻两位老人，早上到山上牧羊，很晚才回来。我们走近房子拍照，想找回一点记忆。阿依一边拍照，一边讲述。

你不知道，在大锅饭时代，队里给每家每户的粮食，根本不能填饱肚子。从小生长在条件比较优越的家庭里的爸爸，经过了岁月的磨炼，也能够勤劳耕作，带领全家人利用空闲时间，去荒野捡柴火，开荒种些洋芋、油菜、葵花、玉米等，用以补给家用。

在这里住下的第二年，就是1983年，我上初中了，学校就在场部学校里。那时候，院子虽旧，但是家却有了起色。各家各户都可以搞些养殖了，我们就在这个院子的外墙边盖了一个猪圈和羊圈，养了一两头猪，两三只羊，还有两三窖兔子（一窖兔子约有八至十只），五十多只鸡，三十多只鹅，十多只鸭，基本上解决了一家人一年的吃肉问题。有了这些禽畜，自然我们几姐弟就有事儿做了，辛劳与快乐充实了我们小孩子的心，练就了我们一双勤劳的手，活泛了我们对生活的思索，锻炼了我们承受生活压力和解决困难的勇气。后来我到南方上大学，两个弟弟也到南方等地打工，像光亮，先后在广东、河南打拼，依然有一股子韧劲，这不得不说是当年的自力更生勤奋劳动锻炼了他，锻炼了我们。

白杨树下的丁字路口往西，沿机耕土路走五百米，右侧就是原场部学校，学校周围一圈都被高峻的白杨树掩映着，教室旁边长满了艾草蒿草和苦豆子，都是齐腰那么高，苦豆子结一种形状似菜豆角或者绿豆的果实，楼内的水泥空地旁边长满了齐腰高的艾草蒿草，北面的一长溜墙基痕迹讲述着曾经存在过的许多房子，离此十多米远的水泥操场也被四面长起的艾蒿围拥着。这个季节常见些哈萨克族妇女，互相对蹲着在操场上为织壁毯而弹羊毛，不时发出“砰砰啪啪”的捶打声。学校的后面是一条一米多宽的水渠，艾蒿、芨芨草和苦豆子沿着渠边疯长，有的地段被这些野草遮住了渠面，看不见水流只听见潺潺流水声，望过去是一片苍绿的荒凉。

这是一所汉族和少数民族混合的小学。我曾经数次经过这里，往往驻足而视，因为自己也是一个所谓的文化人了，对学校这类传播知识彰显文明的场所总有一种敏感，也有一份亲切感，总觉得与自己有着某种联系。校门大多数时候都关着，我曾悄悄地朝里面窥望，校园很安静。有一次大概是课间操的时候，我看见了两位教师看护着的三十来个孩子，两位老师是居住在马场的夫妻，快到退休年龄了。

4月底的一天，阿依带我来到学校门口那两排叶子已经肥大得绿油油的白杨树下，吹着冰冷的河风，回忆早年读书岁月。

我在马场读的高中。当时班上有四十八个同学。那是十二年前的事了，我们这间学校还兴旺着呢，从小学一年级到高中三年级总共有十二个年级，生源广得很，有来自莫合林场、公安农场、前进牧场、高潮牧场的，有来自恰西林区、哈拉布拉的，还有来自农四师的二连、三连、七连、八连的，学生人数最多的时候达到了一千多人。那简直就是现在一个大镇初中的规模嘛，在你们人口稠密的南方大镇，学生也就三千两千吧。

江河日下啊，现在，马场的场部搬到五区了，中学的职能转到了哈拉布拉中学，中心校也就转移了，留下的这间学校已经破旧坍塌，大多数机灵点儿的住户都已搬迁到三队，就是新马场，也有聪明点儿的迁到了县城，还有更具眼光更具实力的就迁到了州府伊宁，还有迁到自治区府乌鲁木齐的。

马场成了老马场，这里的人口越来越少，学生自然也越来越少。说是小学，其实早就没几个学生了，小学也就是一间不完全小学，一层的教学楼，三个教室，一到三年级，一个年级一个教室，一个班三十来个学生。马场九十来个孩子，到了该读小学四年级的年龄，现在都去了河对岸的巩留县莫合小学，或转五区（哈拉布拉乡）小学，剩下些太小的孩子就暂时在这儿待着，三年之后他们还是要到五区或者莫合那边去的。

我1990年高中毕业，没机会参加高考，为啥呢？那时参加高考是要指标的，县里只分给我们马场4个高考名额，其中理科3名，文科只有1名。这些名额都要经过预考筛选。我预考时差一分没进名额。没机会参加高考，妈就拣了一个小行囊，和我搭车去乌鲁木齐，想带我回口里老家散散心。在乌鲁木齐站，我突然腹痛，上呕下泻，在乌鲁木齐折腾了几天，稍有好转，我们就赶快搭车回家。过了几天，场部领导跟我妈说，场部学校缺老师，安排我做代课老师，工资是一百块。我在学校代了一年课后，我爸我妈说代课不知啥时候能转正，还是去复读考大学，以后工作机会多些。但是在马场学校复读肯定没啥用，师资和环境都不行嘛。1991年秋天，我妈去找了在县城二中做团委书记的观雨，就是珍姨婆的儿子嘛，他帮我弄到了二中复读。

在二中复读也没啥进步，倒是在观雨表舅的劝导下，加入了共青团。当时，我和一位叫麦迪娜的维吾尔族女同学同桌，她家境很好，戴着一副红宝石耳环。但她天生就有狐臭，夏天出汗很臭，冬天穿棉衣也能闻到，换座位时，班上的女同学都不愿意和她同桌，最后老师又安排我跟她一起。有一次她悄悄地问我：“你为啥不像她们一样，见到我就捂着鼻子走？”我说：“这没啥，狐臭嘛，又不是你自己愿意得的，是遗传的，不能怪你，你也不要因为这个而烦恼。”她听了很开心，从此跟我玩得很好。每到星期六，学校开放澡房，要买热水票，麦迪娜带我去洗澡，看门的维吾尔族男子都不问她和我要票，他还允许我们洗澡的时间长一些。当时我觉得很奇怪。后来我才知道，原来澡房的管理员是她哥哥，跟着她，我占便宜了。

我在二中复读，每次放周末假我还在马场“开小灶”，我妈让我去找邻居贾玉生老师辅导英语，找刘兆梅老师辅导数学。这两口子当时已经从马场学校退休，他们跟我们家关系一直不错，辅导我也很热心。1992年高考，我的成绩还是不理想，仅仅上了杭州教育学院的委培生线，是大专，一年要两千六百块培养费。我爸我妈说，委培生也好吧，总比待在马场强，毕业后总会找到工作的。于是，1992年8月底，我揣着爸妈的积蓄和借来的一共五千多块钱，先坐班车到乌鲁木齐，新疆是秋天了嘛，到果子沟都看见下雪了。从乌鲁木齐坐火车去杭州，要四天三夜吧，第一次离开父母远行，第一次离开新疆，还是自己一个人，又激动又担心，五千多块钱是我妈亲自在内衣缝了一个结结实实的暗袋，里面装了四千八百块，让我在外面的衣袋裤袋分开再装两三百，应急。除了大袋子的衣服，还有两个小袋子，里面装了十几个馕，还有馍馍，一个塑料杯，就一路吃着馕，一路喝着水，到了杭州。哎呀，第一次到了口里的大城市，幸亏有车子接到学校，要不都晕头转向了。去宿舍放好行李，第一时间到校园里电话摊打电话，向我妈报告平安啊！

到了天下闻名的杭州别提有多兴奋了，俗话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虽然家里穷，但也高兴嘛。就说西湖，也是天下闻名的嘛。和刚认识的新疆老乡，余洁，还有杭州的林小蓉，上海的应文芳，走路去了西湖，看苏堤，看白堤。原来西湖真的美啊，比马场还要美，比天山还要美！又去看雷峰塔，又去看六和塔，还去看了灵隐寺。别提有多快乐了。那时候全都忘了马场，忘了新疆，只觉得大学就是幸福。过了两周后，9月16号，是我的生日嘛，真凑巧，也是缘分，宿舍里的林小蓉、应文芳，还有男生应荣臻，居然和我同一天生日！就凑钱买了一个大蛋糕，有筛子那么大，全宿舍十二个女生和班上七八个男生都来吃了。还在校门口的饭馆吃炒菜，喝啤酒，疯了。那时候想，幸亏来了大学，来了杭州，要不真不知道马场之外的世界，天有这么大，景色有这么美，青春有这么美好！

是吗，你说我陶醉了？美好的回忆吗！可惜时间太短了，那时我们的大专学制是两年，因为怕花钱，两年里我没有回过一次新疆。去过几次广西，北宁的二表舅那时候因为负责供销采购，家境不错，知道我在杭州读书后，都叫我暑假和寒假去他家过，他还寄来了路费。我一来到北宁，三个表舅总是轮流带我和他们家人去吃吃喝喝，我也经常去南安八姨公八姨婆的家，去冯明姨姨的家，八姨婆还专门在她家的二楼给我安排了一个房间，八姨公还说：“这里就是你的家，有你的闺房，你的小天地。”我也是安于享受，乐不思蜀吧，所以我一直在南方，想爸妈了，就只是打个电话，还在电话里兴奋地说起八姨公八姨婆是如何如何的好，三个表舅也是如何如何的好，甚至，我还说起兰花的表哥——我也该喊他表舅的，那时候他还在成均镇当书记，后来当上了北宁市副市长——他的家人也是如何如何的好，实际上，我只是在三表舅有一次带我去他家时见过一次他，他的老婆——我该喊她表舅母的——亲热地搂着我说：“虽然你是新疆妹，可是我们是亲戚啦。”她把那个“啦”字拉得很长，十足的老广腔。每当我在电话里说起这些，我妈总是既高兴又有点酸溜溜地说：“我的丫头在南方享福了，快要忘记我们这个贫穷的家了，是不是啊？”说真的，每次我都被我妈说得快要哭了。

1993年，11月吧，我还在杭州读大学，我妈在电话里告诉我，她退休了，其实她还没到年龄，是学校要她退的。说起来，我们马场不属于县上管，属于自治区畜牧厅管，学校领导的权力很大，校长高书时下了个通知让我妈退，我妈说还有一年嘛。高书时说：“我让你退你就可以退，你退了可以让年轻人有饭吃，你自己也可以休息，还可周游世界，不是两全其美嘛。”后来我妈的同事说：“这个高书时啊，真是一个高术士，花花肠子最多，他是想让你退了，好把指标留给自己的小姨子转正。”我妈这才恍然大悟，但是木已成舟，尽管嘴里也跟着同事骂了一声“高术士”，最终还是退了。

那一年，马场的许多人家渐渐开始迁到县城，还有迁到伊宁的。马场学校的高中部、初中部相继取消，学生人数一下子减少到两百多名。到了九十年代后期，小学部的老师一个个调到了乡里县里，学生也一个个转学到乡里县里。我妈说，不到三年，场部学校的学生就剩下五十多个，老师剩下三四个。我们的母校就这样彻底荒凉了。

尽管老师们一个个调走了，但是那位北大毕业的英语老师贾玉生却没有走。阿依说，那时他和老婆都已经退休，住在场部第三巷第三间院子里。但是据她妈说，贾玉生老两口已经到福建跟着他的外甥女儿生活。那时我怀着对一位北大学子的尊敬，跟随阿依去看了那院房子，我看到了像篱笆一样开裂的院门，三间干打垒的土墙房子，窗户位置很高，像电影里监狱的气窗。很明显，房子已经换了主人，里面的菜园子边铁丝上晾了一溜的衣服。我有些物是人非的感慨。一个北大高才生，数十年来就在这个偏僻的马场埋没。他曾经度过了书生意气的北大校园生活，幻想着美好前程和幸福人生，后来活在举国皆惊的恐惧之中。做了老师后，本该可以桃李满天下，却因为困在这个人口只有四五千人的马场，在一个只有三百多名学生的校园里，英雄无用武之地。现在年老了，可以说是苟且偷生，也可以说是一事无成。

当天晚上，阿依母亲告诉我关于贾玉生老师两口子的更多往事。

贾玉生比我早五年退休，他老婆刘兆梅比我早三年退休。两人是在场部中学教书的时候认识的，之前贾玉生被定为叛国罪嘛，被送到公安农场劳改。后来学校需要英语老师，上级知道他从北京大学毕业，精通英语，就把他要来了。北大才子嘛，虽然有过不光彩经历，但是也把刘兆梅吸引住了。刘兆梅是山西人，又漂亮又干练，一看就知道是那种泼辣的人。时间长了，大家看出两口子都是倔脾气的人，尤其是刘兆梅，年纪越大嘴巴越碎。两人退休后，有一次，贾玉生从外面回来，说想吃豆腐。刘兆梅顿时火冒三丈，骂道：“你还想吃豆腐？你那点工资都不够你吃豆腐！”贾玉生一气之下就扔下她回口里去了，到了福建他的外甥女家，说在新疆待够了，想在口里长住。他的外甥女也是名牌大学生，在一家公司当领导，听他如此说，就给这个舅舅找了一个保安的岗位，以免他日子难过。他在保安岗亭过了三个多月，渐渐真的不想他老伴了呢。

刘兆梅身体不好，经常不出门，在家里煮饭，烧的是苇子秆。有一晚，我做了一个梦，梦见一大队个个都像做戏一样，穿着凤冠霞帔出门，从我家窗口走过。晶晶（她的女儿）跑在前面，我问她出啥事了，她说：“我的馍馍还没蒸好，他们还要抢我的。”我醒了就知道这不是好事啊。我就叫老头子：“去看看刘老师那边有啥事没有。”老头子打着手电去一看果然有事，大门被从里面顶上了。老头子从后窗户看去，刘兆梅瘫睡在床上，喊她也不应。他就去找来一小队书记马正文，马正文撬开门，发现她已经昏昏沉沉不知人事了。我去找马场的杨医生给她挂吊针，杨医生说：“我才不给她挂吊针，上回给她挂了，她骂我用的是过时药。”我说：“你做医生的见死不救是犯罪。挂了吊针又不用你追费用，可以从贾玉生的退休工资里扣嘛。”杨医生才答应了。

挂了吊针后她就醒了。我煮了一碗糊糊端给她吃，她还是很虚弱。她跟我说：“吕老师啊，你搬来我房里跟我住吧，这样我们可以聊聊天！”我委婉地推掉了。你想想看，她老两口都有退休工资，不知道家里藏了多少钱财，万一去了，我最后说不清楚呢？第二天，我给她煮好了鸡蛋面送过去，又打电话给她的表弟韩星宇，让他从伊犁回来看看。韩星宇又打电话让贾玉生从福建回来，果然发现她垫被之下有两百多块钱，那时候这可是巨款啊。她病好了之后，我又去看她，她问我当时邀请我去她家住为啥不答应，我就跟她说了这些理由，她才明白过来。

场部学校师资的薄弱的确在隐喻着这间学校无可奈何花落花去的颓势。有好几次，我从一间教室旁边经过时特意放慢脚步，碰巧听到了一位五十多岁的女教师唱歌时那并不怎么准确的音调，还有孩子们那参差不齐的跟随声，他们的声音断断续续地穿出掩映在校园周围的树木林丛，在村口野地上游荡，偶尔也跟随着那杆穿过树丛直指天空的红旗呼啦啦地飘。

不上课的时候，各个空荡荡的教室里模模糊糊的光线下，排列着些并不怎么整齐的桌凳，它们像农村里一些颇有智力但却得不到正式辅导提高的学生，像旁边山野上朝气蓬勃的植物，就那样顺其自然地分布着，无人干扰，寂寞而又平淡。

“当年的红火热闹劲儿再也不会回来啦。”阿依说这句话的时候，思想的目光从操场边那杆高高飘扬着的五星红旗上滑落，停泊在红旗下面的一片碧绿青葱的树梢上，沉默了好久。

关于马场以及马的了解我自然是充满好奇和渴望的，最直接也是最笼统的印象还是来自阿依那句话：“十五年前，我们新源马场还是巩乃斯草原上一个辉煌的部落。”

2003年初夏，我们在后山草原散步，瞭望起伏的原野和远方白光四射的喀班巴依雪峰，阿依颇为自豪地说了这样一句。

我在翻阅一些史料时获知，早在西汉时期，这里作为气候温暖土壤肥沃的伊犁河谷的一部分，同属西域强国乌孙的领地。而乌孙人养出的伊犁天马汗血宝马已经举世闻名，迄今仍有许多中外专家考察和改良育养伊犁天马并且乐此不疲。在元朝中期这一带已属于西迁的蒙古察合台汗国一部分。明清以来，这里就和伊犁的许多马场一样，一直盛产两千多年前就已天下驰名的天马。有人作过测定，伊犁天马一小时可以疾跑六十公里，和一个刚刚考取驾驶证的人驾车速度相当。解放军进疆后，千里边境线和莽莽戈壁雪山的巡逻迫切需要建立供应军马的马场，这里因为拥有良好的资源禀赋而成为全疆最重要的军马场之一。根据我的调查，以及一些至今仍生活在新源老马场或已经乔迁到新源老马场之外的上了年纪的人介绍，早年鼎盛时期的新源马场有聚居的住户多达三百五十多户三千多人，饲养着可作为军马的良马五千多匹。一些哈萨克族老人回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前，马场拥有的肥沃草场超过三十万亩，每年都养有良马五千多匹。周涛的名篇《巩乃斯的马》，里面的马的原型很有可能就来自巩乃斯军马场。

老马场一队现任书记马正文告诉我：“马场每年的牛羊保有量超过一万头。当时的夏牧场嘛，就是这个大平滩草原，冬牧场在一百多公里外的阿拉套山和那拉提山下，那里是盆地草原。”

我查阅资料时发现，这片高山草甸平均海拔在1600米以上。关于它的历史沿革是这样的：清朝末期沙俄蚕食伊犁大部分地区后，居住在伊犁的哈萨克族许多部落被沙俄强制“人随地归”。1882年6月，饱受沙俄欺凌的哈萨克族中玉兹六大部落之一乃蛮部落的分支黑宰部落共三千多人归附中国，最初被清政府安置在博尔塔拉草原。数年后，这支黑宰部落部分住户在首领率领下南迁伊犁河谷，其中部分定居在位于南面离新源马场不远的特克斯县，部分来到了新源县西南和巩留县东北交界处，也就是吉尔尕朗河两岸，从而据有了这个辽阔肥美的天然牧场。

像昭苏军马场一样，巩乃斯草原上的新源马场也曾经源源不断地为新疆边境提供巡逻的军马，最高待遇时它是一个虚拟乡科级单位。九十年代后，新疆边防巡逻逐渐实现机械化，新源马场就没有驯养军马的任务了，马在更多时候回归到哈萨克族牧羊人的坐骑，而需要的马倌也越来越少，马场很快从一个乡科级单位降格为村级单位，而且马场的主体部分——场部搬迁到了原来它的下面一个小队——农三队，位于哈拉布拉，那里被命名为新马场。我们生活的这个地方，人们习惯叫它老马场，哈萨克族人还叫它“阿克布尔汗”（马多的草原），一个位于加乌尔山脚下的小村庄，也可以叫牧区，是西天山位于河畔和公路边的为数众多的小村庄之一。

5月的一天，我到了新源县城，见到了原新源马场的党委书记孟雪顺老人。他已经七十八岁了，微胖，除了因秃顶脑袋光亮，脸色还是一片红润，且十分健谈。二十年前嘛，我还在马场担任党委书记。那时候的新源马场嘛，新源县管不了，属于自治区畜牧厅管辖，所有的职工都由上面发工资。那时候的马场嘛，成立有马、牛、羊三个牧业队，每个牧业队大约有三十户人家，马队的马常年超过三千匹，牛队的牛大约八千头，羊队的羊也不少于三万只。三个牧业队就是新源马场的三驾经济马车，实现的生产总值占了全场的三分之二。那时候的新源马场嘛，尽管是一个农牧参半的生产区，严格来说还是以牧为主的生产区。牧业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我们吃的肉大部分是马牛羊肉，也有一些家禽肉比如许多人家都养有鸡鸭鹅，但毕竟数量不是很多。我记得章泽州吕冰莹家，也就是你岳父母家嘛，当时也养有一些鸡鸭鹅。吕冰莹最擅于养鹅，每年家里都要一次性买回上千枚鹅蛋，你的大舅子章光灿就整天守候在孵鹅娃子的那间小房子门口，孵出的鹅娃子成为远乡近邻的抢手货。但是，你们家也养羊，我记得你们家养有二十多只羊。吕冰莹的那个丫头，哦，就是你媳妇阿依啊，一到周末放假，天刚亮就赶着羊上后山的大平滩草原，或者每天放学回家后就上后山草原接过她爸爸或者哥哥手里的牧羊鞭。不光是你家养羊，几乎家家户户都养羊养牛，哈萨克族还养有马，大群大群的马，都是彪悍的伊犁马。那时候呀，漫山遍野都是马牛羊，马场后面有一座加乌尔山你知道吧，对，山后就是大平滩草原，面积超过三十万亩，那些年风调雨顺，草的长势很好，牲畜长得膘肥体壮，马牛羊成群结队在大平滩上走，真的像诗歌里唱的那样“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那时候的羊肉嘛，好吃又便宜，也经常吃，还有牛肉马肉，那也是非常的好吃非常的有营养。我们这一代人能有今天，都是马牛羊的肉把我们肚子喂饱，把身体养结实的。

孟雪顺老人的回忆既传达出老一代马场人的建设豪情，也给我这个后来者一种诗意的畅想，我想象得到，每年的春夏秋三个季节，在新源马场寥廓苍茫的大平滩草原上，总有数千匹高大健壮的各色骏马，或悠闲地吃草，或扬鬃奔驰，它们越过吉尔尕朗河，在翻飞的雪白水花和腿肚被溅得湿淋淋的畅快惬意劲儿里，走上起伏连绵高耸旷远的大平滩草原，跃上草花及腰的草山坡甸，蹄声橐橐，马嘶羊叫，长风吹拂，声势浩荡。在仿佛擂动战鼓一般荡人心魄的急疾马蹄声里，牧民们尖厉的哨声和马群的嘈杂嘶鸣声，荡漾奔突在三十多万亩流泻漫荡的大平滩草原上空，久久不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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