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目录：

• 1、女明星霸气回应：老娘没狐臭！狐臭，到底有多臭？
• 2、女同学狐臭，全班就我愿和她坐同桌，如今我娶了她才明白捡到了宝
• 3、女同学有狐臭，只有我和她坐一起，后来我俩成婚才知道自己捡了宝

女明星霸气回应：老娘没狐臭！狐臭，到底有多臭？

这两天，我们威武霸气的雨绮姐

再一次被顶上微博热搜

但网友们的关注点齐齐转向

张雨绮有狐臭？

但是，雨绮姐从不让这届网友失望

霸气回应：老娘没狐臭！

说起狐臭，相信大多数人的第一反应一定是皱着眉头、捂住鼻子、咧着嘴巴，还要发出“咦~”的嫌弃声。那么，为什么会有狐臭，怎么鉴别狐臭和汗臭，狐臭应该怎么治疗呢？

狐臭，在医学上称作“腋臭症”，是分布在体表皮肤如腋下、会阴、背上部位的大汗腺分泌物中产生散发出的一种特殊难闻的气味，因为这种气味和和狐狸肛门排出的气味相似，所以又被称作狐臭。

为什么会产生狐臭？

狐臭是怎么产生的？这还要从遍布人体的汗腺说起，人体大概有330多万个汗腺，其中小汗腺约占90%，大汗腺约为10%。小汗腺遍布全身，其分泌物比较稀疏单薄，成分主要是水和电解质，通常没有味道。

而大汗腺集中分布在腋下、胯下、乳晕、外耳道里，大汗腺本身是没有臭味的，但是其排出的大量汗液中含有蛋白质，在与皮肤表面的细菌接触后，将汗液分解产生许多不饱和脂肪酸，这才产生了臭味。

简言之，狐臭是细菌和大汗腺分泌物共同作用产生的。

狐臭VS汗臭 怎么区分

虽然说起狐臭，大家都敬而远之，但是很多时候到底是汗臭味还是狐臭，还是让很多人傻傻分不清楚。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整形美容中心主任吴慧玲主任医师介绍，通常情况下，一般的汗臭味通常清洗干净后，只要不再有大量的出汗，味道也就自然没有了；但如果是狐臭，哪怕是清洗后，稍有出汗，味道又会出现，难以消散且周围人都会觉察到，同时其本人穿过的衣物上也会附着明显的味道，较难清除。如果实在无法自我鉴定，建议到专业医院进一步就诊确诊。

吴慧玲介绍，在浙大一院整形美容中心门诊，基本上每年一到2、3月份，接近开春的时候，这样的患者就开始逐渐增多，一直会持续到夏秋季。通常集中在两类人群，一类是汗腺已经非常成熟的中老年人，一类是以初高中生为主的年轻人，这部分人的汗腺随着发育过程成长，使小时候并不明显的气味逐渐明显。

狐臭应该怎么治疗

因为狐臭很多人都惧怕与人进行正常的交流沟通，所以它除了给人带来生活上的不便之外，更多的是心理上的负担，冯小刚的电影《芳华》中，有狐臭的何小萍受到文工团其他女生的歧视。狐臭应该怎么治疗？吴慧玲说，目前主要通过手术和非手术两种方法，治疗后能够达到周围的人察觉不到的程度。

手术治疗是去除狐臭的有效方式之一。传统的手术方式是将腋下大汗腺连带周围组织及皮肤一并切除，虽然实现了“釜底抽薪”的效果，但术后伤口大，整个腋下都是皱巴巴的瘢痕，且肩部伸展都可能会受到限制，已较少应用。

目前应用较多的方法是小切口汗腺剪除或刮除术，这是一种微创门诊手术，患者需年满16周岁，手术时顺着腋下皱褶切开一短小切口，剪除或刮除皮下的大汗腺,以达到腋下无臭汗目的。

由于微创手术术后短期内要避免肩关节大幅度运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日常生活，所以当下一种非手术方式也开始逐渐流行——肉毒素注射治疗。肉毒素的主要功效是抑制肌肉收缩，将肉毒素注射到腋部皮下可以抑制大汗腺的分泌功能，效果一般可以维持6个月左右。尽管肉毒素注射治疗方式经济成本较高，但因为无痕、操作简便、不影响生活和工作，仍然受到很多人的青睐。

吴慧玲指出，狐臭治疗的目的是使周围人觉察不到，不影响正常人际交往，所以患者只要选择正确的治疗方式就能达到目的，不需要有过多的心理负担，当然如果要治疗，一定要到正规的专业医疗机构就诊。在她接诊的患者中，有一小部分人就因为轻信一些私人诊所，非但味道没有去除，反而导致腋下伤痕累累。

---

本文为浙大一院原创；欢迎转发，转载请联系

文字：宣传中心、整形美容中心；图片来自网络

指导专家：整形美容中心 吴慧玲主任医师

女同学狐臭，全班就我愿和她坐同桌，如今我娶了她才明白捡到了宝

＂她却甩开了我的手，眼泪汪汪地喊道：＇苏志明，你别假好心了！谁不知道你是被老师安排跟我同桌的！＇＂

我叫苏志明，1985年在省城一所普通中学读高二时，认识了杨晓芬。

那时候班上谁都不愿意和她同桌，只因为她有狐臭。

每次到了换座位的日子，教室里就跟菜市场似的，同学们都悄悄打听谁会跟杨晓芬坐，然后争先恐后地抢其他位置。

杨晓芬是个安静的女孩，总穿着干净但褪色的蓝棉袄，头发乌黑，扎两条细辫子，像两根甜麦芽。

她成绩不错，特别是数学，听说期中考试能考到全年级前十，但因为那股异味，没人愿意跟她说话。

每到夏天，情况更糟，有时她连自习课都不来上了。

我家里条件不好，父亲是第二钢铁厂的普通工人，常年在高炉车间干活，回家时脸上总带着铁锈色的疲惫。

母亲在街道办做清洁工，每天天不亮就出门，扫完大街回来，手上的皮肤冬天就会冻得裂口，抹再多的护手霜也不管用。

那年冬天，我穿着补了又补的棉袄，前襟还有高一时打篮球不小心碰破的洞，用黑线缝起来，很是显眼。

书包也是旧的，边角磨得发白，拉链早就坏了，用别针别着。

班上有些城里干部子女穿着从广州买来的＂三枪＂牌毛衣，留着小平头，看不起我这个＂穷小子＂。

他们叫我＂打补丁＂，说我身上的布比脸还多。

或许正是因为同病相怜，我对杨晓芬多了几分理解。

那些嘲笑我的人，同样也嘲笑她，只是原因不同罢了。

记得有次体育课，我们在操场上打排球。

杨晓芬因为换衣服慢了些，一个人从更衣室走出来，往我们这边走。

几个男生故意离她很远，捏着鼻子做怪相，还有人夸张地喊：＂哎呀呀，熏死我了！＂

我看见她低着头，手紧紧攥着衣角，单薄的身子在冬日的阳光下，影子拉得老长，像是要把自己缩成一个点。

我心里忽然涌起一股怒气，也不知道哪来的勇气，朝着那几个男生吼道：＂有啥了不起的！不就是体味重点嘛！谁还没点毛病啊！嫌人家，你自己还香喷喷的吗？＂

教室一下子安静了，所有人都盯着我看。

排球在地上滚了两圈，停在一个水洼里。

那几个男生被我说得一愣，随后转头就朝老班告状，说我＂侮辱同学＂。

班主任黄老师后来把我叫到办公室：＂志明啊，那几个同学说你骂他们了，这是咋回事？＂

我把事情经过一五一十地说了，黄老师听完，摘下老花镜，叹了口气：＂志明，你心肠好是好，但说话太直，容易得罪人。＂

＂黄老师，我就是看不惯他们那样。杨晓芬又不是故意的，她也很难受。＂我急着解释。

黄老师望着我，眼神里有些探究，又像是在思考什么。

沉默了会儿，他说：＂志明啊，看你挺懂事的，下学期你和杨晓芬同桌好不好？＂

＂行啊，黄老师，我没啥意见。＂我答应得很爽快。

开学第一天，教室里铃声响起，同学们陆续找座位。

杨晓芬站在教室门口，犹豫不决，似乎不知道该坐哪里。

我主动朝她招手：＂嗨，我叫苏志明，咱俩做同桌吧！来这边！＂

她惊讶地看着我，眼睛瞪得大大的，小心翼翼地走过来，点了点头，眼神里满是不敢相信。

＂谢...谢谢。＂她的声音细如蚊蝇。

＂客气啥呀，咱班同学，这有啥谢的。＂我故作轻松地说。

刚开始确实不太好受，尤其下午太阳晒着教室的玻璃，屋里热了，那股酸味就明显起来。

我花了零花钱买了瓶六神花露水，又在小摊上淘到一瓶风油精，时不时往鼻子底下抹一点。

杨晓芬看在眼里，脸上的自卑和愧疚更深了。

＂苏志明，你要是嫌难受，可以申请换位置的...＂一次放学后，她小声对我说。

＂嗨，有啥难受的！我这人鼻子不灵光，啥也闻不着。再说了，你数学那么好，我还指望你帮我捞救命稻草呢！我要考不及格，俺爹得拿扫把追着我满院子跑！＂我故意逗她笑。

她被我的土味方言逗得扑哧一笑，露出两个小酒窝。

那是我第一次见她笑，像冬日里忽然绽放的梅花，有些许惊艳。

慢慢地，我们熟悉起来。

原来杨晓芬是从县城来的，爸爸在煤矿工作，前年差点因为瓦斯爆炸出事，捡回一条命，但腰不好，干不了重活。

她妈妈身体不好，有风湿病，阴天下雨就疼得厉害。

她每天放学后还要去南湖市场帮着一户人家卖豆腐，贴补家用。

我这才知道，她为啥总是急匆匆地放学就走，也难怪她的指甲缝里总有些细小的白渣，那是豆腐渣。

她知道自己有狐臭，试过很多偏方，醋洗、食盐搓、明矾擦，可都不管用。

她家里也没多余的钱看医生，更不敢让父母操心。

有次周末我去她家找她讨论数学题，老远就闻到豆腐的清香。

她家住在城郊的一个小院里，一间简陋的平房，门口摆着几个木桶和石磨，是用来磨豆子做豆腐的工具。

屋里收拾得很干净，但四处可见补丁和裂缝，冬天北风呼啸，从窗户缝里灌进来，要用报纸糊起来。

墙上挂着一张她全家福，拍摄于1982年春节，那时的杨晓芬还是个扎着羊角辫的小姑娘，穿着红毛衣，笑得灿烂。

杨晓芬妈妈是个面容憔悴的瘦女人，看到我来，热情地让我坐，还从柜子里翻出家里仅有的几块橘子糖。

＂小苏啊，真是谢谢你不嫌弃我们晓芬。她这毛病，害得她在学校没朋友...＂杨妈妈一边给我倒水，一边眼圈红了。

我接过那杯冒着热气的大碗茶，心里一阵酸楚。

＂阿姨，您别这么说。晓芬学习好，人又勤快，哪里是没人要的孩子啊！＂

杨妈妈听了，眼泪夺眶而出：＂好娃子，阿姨就知道你是个好心人...＂

从那以后，我经常去杨晓芬家，有时帮她一起卖豆腐。

我发现她其实很聪明，很坚强，只是被那股气味封闭了太久，不敢跟人交往。

每天凌晨四点，她就起床帮妈妈磨豆子、煮浆、点卤，然后切成方块，清晨五点多就推着小车去市场。

放学后，她又要去收摊，把没卖完的豆腐用保鲜纸包好。

虽然很辛苦，但她从不抱怨，课堂上听讲依然很专注，作业也从不拖欠。

偶尔我会看到她趴在桌上偷偷打盹，睫毛在脸上投下两道小小的弧形阴影。

高三那年冬天特别冷，北风呼啸，窗外的树枝＂咯吱咯吱＂地响。

我的棉袄已经穿不住了，口袋都破了，手插进去能摸到棉花。

一天放学，杨晓芬神秘地递给我一个包裹：＂给你的，别推辞。＂

我打开一看，是条崭新的深蓝色围巾，上面还绣着＂平安＂两个字，针脚细密，很是工整。

＂这...这太贵重了...＂我结结巴巴地说。

＂我自己织的，花了两个礼拜，就当谢谢你这两年对我的好。＂她低头说道，耳根红红的。

＂这得多少钱啊，你...＂

＂嗨，毛线是我妈妈织毛衣剩下的，不值几个钱。你别嫌弃就行...＂她赶紧解释。

那条围巾我一直戴到高考结束。

每次戴上它，我都能闻到一股若有若无的清香，不知道是洗衣粉的味道，还是她身上的气息。

高考后，我考上了省城师范学院中文系，算不上好学校，但对我这个工人家庭的孩子来说，已经是莫大的荣幸。

杨晓芬考上了北方一所更好的医学院，她想学医，将来能治好自己的病。

临别时，我们在校门口道别。

那天阳光很好，照在她的脸上，把她的睫毛都镀上了一层金色。

＂志明，谢谢你这几年的陪伴。＂她眼里含着泪花。

＂傻丫头，说啥谢啊！咱俩...＂我忽然不知道该说什么，只觉得心里空落落的，像丢了什么宝贝。

她递给我一个小盒子：＂这是我的通讯簿，里面有北方宿舍的地址。你...有空写信给我啊。＂

我紧紧攥着那个盒子，点了点头：＂一定，一定。＂

大学四年，我们只靠书信联系。

那时候哪有什么手机，打电话又贵，一通长途电话要花掉半个月的伙食费。

每星期我都会给她写信，把学校的事、家里的事，甚至食堂的饭菜都写得详详细细。

她在信里告诉我，她用勤工俭学的钱去了医院，医生说她的狐臭是腋臭，学名叫＂多汗症＂，可以通过手术治疗。

手术后，她终于能像正常人一样交朋友了。

＂志明，谢谢你让我知道，原来世界上真的有不嫌弃我的人。＂她在信里这样写道。

每次看到这样的话，我心里就暖暖的，像喝了一杯热腾腾的姜汤。

我呢，大学毕业后留在省城一家机械厂工作，干的是技术员，工资不高，但稳定。

厂里给分了一间小平房，一室一厅，虽然简陋，但总算有了自己的地方。

有个同事给我介绍对象，是他表妹，在百货公司卖布的。

见了两次面，女孩挺好，家庭条件也不错，但我总觉得提不起兴趣，脑子里老浮现出那个扎着细辫子的女孩。

＂儿啊，人家姑娘条件多好啊，干嘛不接着处？＂我妈急得不行，＂你都二十五了，再不找对象，好姑娘都让人挑走了！＂

＂妈，我...我心里有人了。＂我终于说出了心里话。

＂谁啊？＂我妈追问。

＂就是...高中时候的同学，叫杨晓芬。＂

＂就是那个...有狐臭的姑娘？＂我妈脸色变了。

原来当年我妈去学校开家长会，就听别的家长议论过那个＂有狐臭的女孩＂。

＂儿啊，妈不是歧视人家，可有这病，以后生活多不方便啊！＂我妈苦口婆心地劝我。

＂妈，她已经治好了。＂我解释道，＂而且她人特别好，学习也好，现在在北方上大学呢！＂

我妈半信半疑：＂那你倒是把人家领回来给妈看看啊！＂

1993年初夏，我收到杨晓芬的来信，说她研究生毕业了，准备回省城工作。

看到信的那一刻，我的心怦怦直跳，像是有十五个跳蚤在胸口蹦迪。

可紧接着，杨晓芬又寄来一封信，说她找到了一份工作，在省城一家外资制药企业担任翻译，工资比我高多了。

信中还提到，公司老总很器重她，还派她去德国参加培训。

看到这些，我心里开始打鼓。

她现在条件这么好，会不会看不上我这个小小的技术员？

也是这段时间，厂里效益不好，时常拖欠工资，发的都是一些购物券，到处都用不了，我只能拿去倒卖。

我这边正苦闷着，杨晓芬回来了。

她提前给我打了电话，说周六下午四点的火车到站，问我有没有空去接她。

我请了半天假，早早就到了火车站，还特意理了头发，穿上厂里发的那套蓝色中山装，看起来精精神神的。

站台上，火车缓缓驶来，一个穿着淡蓝色连衣裙的姑娘拎着行李箱走下来，四处张望。

她长发披肩，肤色白皙，笑容明媚。

我差点认不出来，那是杨晓芬吗？那个总是低着头、不敢与人对视的女孩子？

＂杨晓芬！＂我大声喊道。

她转过头来，看到我，眼睛一亮，快步走了过来。

＂志明，好久不见。＂她微笑着说，声音还是那么温柔。

我呆呆地看着她，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

她比记忆中的样子好看太多了，举手投足间都透着一股自信和干练。

＂你...你变了好多。＂我傻傻地说。

她掩嘴轻笑：＂是变好了，还是变坏了？＂

＂变好了，变好了。＂我连忙说道，＂比我记忆里的样子还好看。＂

她略带羞涩地低下头，又抬起来：＂你也挺精神的，还是那么壮实。＂

接下来的日子，我们常常约着出去走走。

她刚回来，还没找到住处，暂时住在公司安排的招待所。

而我，则带着她逛遍了省城的大街小巷，给她当导游。

虽然她以前也在这座城市住过，但这几年变化很大，她需要重新熟悉。

我带她去吃小时候的老味道，豆腐脑、麻辣烫、冰糖葫芦，她吃得津津有味，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她在一家外资企业做翻译，工资比我高多了。

有次闲聊，她无意中提到自己的工资，是我的三倍多，我顿时感到一阵自卑。

而我，还是那个普通工人，每个月领着固定的工资，偶尔加个班，日子过得紧巴巴的。

有次我鼓起勇气约她看电影，是港片《英雄本色》的重映版。

电影院里，我偷偷握住了她的手，她没有抽开，反而回握了一下。

我的心跳得飞快，像是要从胸腔里蹦出来。

＂晓芬，我...＂我正要表白，她却捂住我的嘴。

＂志明，我知道你想说什么。＂她的眼睛在黑暗中闪烁着光芒，＂但你真的想好了吗？我现在不一样了，可你是不是只怀念那个需要你保护的杨晓芬？＂

她的问题让我愣住了。

是啊，眼前这个自信漂亮的姑娘，和当年那个自卑内向的女孩，到底哪个才是真正的杨晓芬？

我需要时间想想。

这段日子，我妈又开始催婚了。

她四处打听，说是街道办主任的侄女看上了我，托人来说媒。

＂人家姑娘可是中专毕业，在邮局上班呢，铁饭碗！＂我妈眉飞色舞地说，＂而且长得俊，家庭条件也好，父母都是干部。＂

我妈急着抱孙子，一个劲催我：＂儿啊，你都快三十的人了，该成家了！＂

＂妈，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有对象了...＂我无奈地解释。

＂那杨晓芬到底啥时候来见妈啊？你说了多少次了，人影都没见着！＂我妈哼了一声，＂我看是子虚乌有！＂

就在我犹豫的这段日子，厂里一个老师傅听说我还没对象，说他亲戚家有个不错的姑娘，想介绍给我。

我本想拒绝，但架不住大家的热情，说是先见见面，不合适也没关系。

恰好这时，杨晓芬因为工作忙，一连几天没联系我。

听老师傅说，她和公司的德国经理走得很近，两人经常一起吃饭。

我心里不是滋味，就草率地同意了相亲。

见面定在了市中心的华联大饭店，是城里最高档的饭店之一。

那天我特意穿了件新买的衬衫，还喷了点同事送的古龙水，搞得自己一身怪味。

结果刚坐下没多久，就看到杨晓芬和她公司的几个人走进来，坐在对面的包厢。

她身边是个高大的外国人，想必就是那个德国经理。

我和杨晓芬四目相对，她的眼神先是震惊，然后迅速转为冷漠，低下头，假装没看见我。

那顿饭我吃得如同嚼蜡，对面说了什么，我一句都没听进去。

相亲对象是个挺文静的姑娘，说话细声细气的，但我满脑子都是杨晓芬冷漠的眼神。

当晚我去她住处找她解释，敲了半天门她才开。

她穿着睡衣，头发还有些湿，估计刚洗完澡。

＂晓芬，你听我解释，我妈安排的，我心里没她...＂

＂苏志明，不用解释。＂她打断我的话，声音很平静，但眼神却很受伤，＂咱俩本来就是不同世界的人。当年你肯和我同桌，无非是同情我罢了。现在我不需要你的同情了，你去过你的生活吧。＂

我一把抓住她的手：＂你胡说什么呢！我当年跟你做同桌，不是因为同情！是因为我...＂

她却甩开了我的手，眼泪汪汪地喊道：＂苏志明，你别假好心了！谁不知道你是被老师安排跟我同桌的！＂

这话像一盆冷水泼在我头上。

原来她一直以为我是被老师安排的？难怪她总是有所保留。

＂不是那样的！＂我急切地解释，＂黄老师是问过我的，我是自愿的！而且...＂

就在这时，楼下传来一阵喇叭声，是我妈坐着三轮车找来了。

自从我没回家吃饭，她就急得不行，满城找我。

杨晓芬趁机关上门：＂回去吧，别让阿姨等急了。＂

接下来的日子，她不接我电话，不回我信。

厂里同事说见过她，她换了新工作，好像是要调到北京分公司去。

我像丢了魂似的，工作都干不好，连师傅都骂我：＂小苏啊，啥情况？心不在焉的，都三天了，这个零件还没处理好！＂

我连忙道歉，师傅见我这样，叹了口气：＂是不是感情的事？年轻人，有啥想不开的，说出来听听？＂

我把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师傅，师傅听完，点燃一支烟：＂年轻人啊，心里有啥话，就直说。这年头，谁还跟你绕弯子啊！＂

师傅的话提醒了我，何不去找黄老师，请他帮我证明当年的事？

说走就走，我连厂里的工作都没顾上，直接跑去了母校。

黄老师已经退休了，但还住在学校分的宿舍里。

他看到我来，很是惊讶：＂苏志明？你小子，都多少年没见了，咋想起来看老师了？＂

我一五一十地把事情经过告诉了黄老师，请他帮我作证，当年到底是不是他安排我和杨晓芬同桌的。

黄老师听完哈哈大笑：＂苏志明啊苏志明，你个傻小子！当年是你主动跟我说，想和杨晓芬同桌的！我哪敢随便安排学生啊！＂

我猛地拍了下自己的脑门：＂黄老师，您能不能写封信，证明一下这事？＂

黄老师欣然同意，当场写了一封信：＂兹证明，1985年春季，高二（3）班学生苏志明主动申请与学生杨晓芬同桌...＂

拿着黄老师写的证明信，我请了年假，直奔北京。

在她公司门口等了三天，终于等到下班的杨晓芬。

那天天气不好，淅淅沥沥地下着小雨，我站在公司大门对面的报亭旁，一手打伞，一手紧紧攥着那封信。

＂杨晓芬！＂我喊道。

她惊讶地回头，看到是我，又惊又气：＂你来干什么？＂

我二话不说，把黄老师的信塞给她：＂看完再赶我走！＂

她站在路灯下，慢慢展开信纸。

读着读着，她的眼泪滚落下来，和雨水混在一起，分不清哪是哪。

＂傻丫头，我喜欢了你八年了，从高中到现在。＂我突然感到一股莫名的勇气，声音因激动而颤抖，＂当年我主动要求和你同桌，不是因为同情，是因为我心疼你，喜欢你的坚强和善良。＂

雨下得更大了，我们俩都没打伞，任雨水淋湿衣裳。

＂八年了，我等了你八年，就算你现在条件比我好，我也不会放弃...＂

没等我说完，她扑进我怀里，哭得像个孩子：＂苏志明，你个傻子！我以为...我以为你只是可怜我...＂

我紧紧抱住她，感受着她的温度和心跳。

那一刻，仿佛回到了高中时代，回到了那个充满阳光的教室，回到了我第一次对她心动的时刻。

1995年春天，我们结婚了。

婚礼很简单，就在我厂里的俱乐部，摆了十几桌，大部分是熟人和亲戚，但我们都很幸福。

黄老师专程从省城赶来，给我们当证婚人。

他举着酒杯，眼含热泪：＂我教了一辈子书，最欣慰的事就是看到学生们长大成人，组建幸福的家庭。＂

杨晓芬的父母特意从县里来，带了自家做的豆腐，说是要让大家都尝尝＂女婿当年最喜欢的豆腐＂。

杨晓芬辞去北京的工作，回到省城陪我。

她说，事业固然重要，但家人更重要。

后来她自己开了家翻译公司，主要做医药方面的翻译，生意越做越大。

我继续在厂里上班，后来通过夜校进修，成了技术主管。

我们买了房子，有了孩子，日子越过越好。

二十年后，每次有新朋友问我们怎么认识的，杨晓芬就会笑着对我眨眨眼：＂就是我有狐臭，全班就他一个人愿意跟我坐同桌。＂

然后我会接上一句：＂可不是嘛，亏大发了，一辈子都赖上我了！＂

其实我知道，那不是亏，而是我这辈子最大的福气。

那条她亲手织的围巾，我们一直珍藏在老房子的柜子里。

每当看到它，我就会想起那个瘦弱却坚强的女孩，和我们一起走过的漫长岁月。

去年冬天，我在旧物堆里翻出了一个泛黄的小本子，上面密密麻麻记着当年杨晓芬教我的数学公式。

扉页上有她的字迹：＂希望有一天，能遇到一个不嫌弃我气味的人。＂

我把本子递给她看，她看完，泪水模糊了双眼。

＂傻丫头，现在知道了吧，你遇到的不只是不嫌弃你的人，而是爱你的人。＂

她轻轻靠在我肩上，窗外小雪纷飞，屋内温暖如春。

那一刻，我忽然明白，缘分这东西，就像是数学题，看似复杂，其实答案很简单—那就是爱，不管你有什么缺点，都愿意包容的爱。

女同学有狐臭，只有我和她坐一起，后来我俩成婚才知道自己捡了宝

＂你说人这辈子，有些缘分真是说不清啊！＂宿舍里，老何抽着大前门香烟，烟雾缭绕中对我说。

那是1972年的春天，刚进北麻二中读高中的日子。

开学那天，教室里热闹非凡，窗外的杨柳刚抽出嫩芽，同学们三五成群地交谈着，脸上写满对新生活的期待。

唯独靠窗的最后一排，坐着一个瘦弱的女孩，身边空着好几个座位，仿佛周围有一道无形的屏障，没人愿意靠近。

班主任孙老师是个留着平头、戴着老式黑框眼镜的中年男人，一脸严肃地站在讲台上点名安排座位。

＂张德明，最后一排，王芳同桌。＂听到自己的名字，我抱着书本走向教室后排。

女孩低着头小声说＂你好＂，目光躲闪，声音细如蚊蚋。她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上衣，袖口已经补了又补，一条黑色的辫子垂在胸前。

刚坐下不久，一股异味便钻进我鼻子里——酸酸的，有点像醋，又带着一丝刺鼻的气息。我这才明白为何没人愿意跟她同桌。

＂老师，我能不能换个座位？＂我的第一反应是举手请求。可看着女孩局促不安的样子，那句话在嘴边打了个转，又咽了回去。

下课铃响后，院子里的同学三三两两地踢着毛线编的布球，打闹声不断。李大山一把搂住我的肩膀：＂哎呦，跟狐臭女坐一起，张德明你可真够倒霉的！活该谁让你姓张啊，按拼音排最后！＂

我不置可否地笑了笑，心里却暗暗叹气。北麻这地方夏天闷热，到时候还不得遭罪。

刚开始那几天确实难熬。每当午后阳光斜射进教室，闷热的空气里，那股气味便格外明显。我经常找借口到走廊上透气，甚至借了好几本连环画，把注意力转移到《小兵张嘎》和《铁道游击队》上。

王芳似乎察觉到了什么，总是刻意保持距离，即使我们同桌而坐，她也尽量往窗边靠。

上课时，她甚至都把椅子往旁边挪一挪，手心里攥着一块用花露水浸过的手帕，时不时擦擦脖子。

＂你家住哪儿？＂有一天放学路上，看她孤零零地背着书包往东走，我忍不住问道。

＂纺织厂家属院，东区平房。＂她回答得很简短，似乎不愿多说。

＂那咱俩顺路，我住西区。＂我随口道，其实我家在更西边的粮站家属院，但不知为何，我想多了解她一些。

慢慢地，我发现这个看似柔弱的女孩有着惊人的毅力。每天天不亮就来教室自习，煤油灯的微光下，她伏案疾书的身影格外醒目。

晚上自习结束后，她总是最后一个离开，教室里只剩下她和值日的同学。

＂你怎么总这么用功？＂有一次我忍不住问她。

她抬起头，眼睛里有一种我从未见过的坚定：＂家里条件不好，我爹说了，咱穷人家的孩子，只有知识才能改变命运。＂

那是个物资匮乏的年代，我们用的课本都是二手的，上面密密麻麻地写满了笔记和批注。

王芳的笔记本却工整得像印刷品一样，每一页都规规矩矩地分成几个区域，字里行间尽是思考的痕迹。

我的物理一直不好，那些复杂公式看得我头晕眼花。有一次，我偷瞄她的作业，发现她不仅全做对了，思路还异常清晰。

＂你怎么想到这种解法的？＂我好奇地问。

她轻声说：＂物理就像织毛衣，看似复杂的花样，其实只有几种基本针法。找对了规律，就不会乱。＂

＂织毛衣？＂我笑了，＂你还会织毛衣啊？＂

王芳点点头：＂我娘在食堂帮工，下班晚，我得帮着织毛衣换工分，贴补家用。＂

听她这么一说，我才注意到她手指上有几处细小的茧子，不像是写字磨出来的，倒像是长期握针留下的痕迹。

她家住在纺织厂宿舍区的平房里，一间十多平米的屋子住着四口人。父亲是车间工人，因为工伤落下了腿疾，母亲在食堂帮工，还有个小弟弟在上小学。

尽管家境清贫，她却从不抱怨。春天里，她总穿着那件蓝布上衣，冬天则是一件打了补丁的棉袄，脚上的解放鞋磨得发白，但总是一尘不染。

有一次上体育课，她坚持跑完了八百米，尽管最后一个到达终点，却没有放弃。看着她额头上的汗珠和坚毅的表情，我心里莫名其妙地升起一股敬意。

渐渐地，我不再刻意回避那股气味，甚至有时忙于做题，竟忘了它的存在。

＂你们看，狐臭女和张德明，天生一对啊！＂班上有人起哄，我却不再像开始那样尴尬。

高一下学期的一天，天空突然下起了倾盆大雨。放学铃响后，同学们纷纷冲出教室，撑着伞或披着雨衣离开。

我从书包里掏出那件发黄的塑料雨披，看了看窗外的瓢泼大雨，又瞥了眼还在收拾书本的王芳。

＂带伞了吗？＂我问。

她摇摇头，眼神有些慌乱：＂我等雨小点再走吧。＂

＂走吧，咱俩共一件雨披。＂我说完，有些不自在地挠了挠头，＂反正也顺路。＂

两个人挤在一把雨披下，踩着水花走过泥泞的校道。雨水顺着雨披的边缘滴落，打湿了我们的裤脚。

＂你为什么不嫌弃我？＂快到宿舍区时，她突然停下脚步问我。雨点打在她的睫毛上，顺着脸颊滑下，分不清是雨水还是泪水。

＂同学一场，何必计较这些。＂我故作轻松地回答，心里却思绪万千。

其实我早就明白，王芳身上的气味只是她的一部分，而不是她的全部。她的坚韧、她的聪明、她面对困境时的那份执着，才是真正吸引我的地方。

那天晚上，我第一次认真地看着她，不是作为一个有异味的同桌，而是一个有血有肉、有梦想有追求的女孩。

雨水打湿了她的头发，贴在脸颊上，衬得那张素净的脸越发清秀。

＂谢谢你。＂临别时，她小声说，声音里带着我从未听过的柔软。

从那以后，我和王芳的关系悄然改变。课间时，我们会一起讨论题目；放学后，有时会结伴而行，说说学校里的趣事。

她开始会笑了，不再是那个总是低着头、沉默寡言的女孩。笑起来的王芳，眼睛弯成月牙，像是冬日里的一抹暖阳。

高中三年，风雨无阻。无论刮风下雨，我们总是同进同出，甚至班上同学都开始打趣我们是＂形影不离的一对＂。

我从不在意这些玩笑，反而有些暗自欣喜。虽然我们之间没有明确的关系，但那份纯粹的友谊，在青春年少的岁月里，如同一盏明灯，照亮了我们各自的路。

高中毕业那年，王芳考上了沈阳医学院，我则因为家里的关系，进了本地的北麻纺织厂当了一名机修工。

分别那天，操场上搭起了简易的告别会场。广播里放着《年轻的朋友来相会》，大家依依不舍地告别。

王芳给了我一个手工编织的笔袋，里面装着几支铅笔和一封信。

＂谢谢你这三年的包容，＂她轻声说，眼睛里闪烁着泪光，＂我不会忘记的。＂

我想说些什么，却发现自己哽咽了。最终只是笨拙地拍了拍她的肩：＂好好学习，以后有出息了别忘了老同学。＂

她点点头，转身融入了离别的人流中。我站在原地，看着她的背影渐渐远去，直到看不见。

回到家，我才打开那封信。信上只有简单的几行字：＂德明，谢谢你这三年来的陪伴。因为有你，我才明白自己不是孤独的。我会努力学医，也许有一天，我能帮助像我这样的人。望你前程似锦，勿忘我。——芳＂

字迹工整而有力，就像她这个人一样，不张扬却坚定。

我把信和笔袋小心地放进了抽屉里，那成了我们友谊的见证，也是我在漫长岁月里的一点慰藉。

转眼七年过去了。

那是1982年的冬天，北麻的冬天特别冷，寒风刮得人脸生疼。我在纺织厂机修班干了七年，已经是班组里的老师傅了。

那天中午，食堂人头攒动，我排着队打饭，突然被人叫住：＂张德明，真的是你吗？＂

声音似曾相识，却又多了几分清脆。我回头一看，差点没认出来——剪了短发的王芳站在我面前，穿着一件藏青色的呢子大衣，脸上有了自信的光彩。

＂王芳？你怎么回来了？＂我惊讶地问，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我研究生毕业了，分配到市医院皮肤科工作。＂她笑着说，眼睛里闪烁着光芒，＂专攻体味异常治疗。＂

＂专攻体味异常？＂我愣了一下，随即恍然大悟。

她点点头：＂每个人的经历都是财富，不是吗？＂

打好饭后，我们找了个角落坐下。她告诉我，这些年她一直在研究顶泌汗腺功能异常的治疗方法，从医学院一进去就选定了这个方向。

＂其实一开始是想治好自己，＂她坦言道，＂但后来发现有那么多人和我一样痛苦，就想着多帮帮他们。＂

听她说起这些年的经历，我心中满是敬佩。那个曾经因为体味被同学孤立的女孩，如今已经成长为一名专业医生，用自己的知识去帮助更多人。

＂你呢？这些年过得怎么样？＂她问我。

我摸了摸后脑勺，有些不好意思：＂就那样呗，在厂里修修机器，日子过得还行。前年分了房子，两室一厅，虽然小点，但也够住了。＂

＂你...结婚了吗？＂她轻声问，眼神有些闪烁。

＂还没呢，＂我笑了笑，＂厂里倒是介绍过几次，但都没成。＂

她点点头，嘴角微微上扬，似乎松了一口气。

巧合的是，一个月后我在车间修理机器时右手受了伤，骨折加上划伤，疼得厉害。厂医院简单处理后，建议我去市医院进一步检查。

挂号时，我鬼使神差地选了皮肤科，就为了能再见她一面。

推开诊室门，看到王芳穿着白大褂坐在桌前，阳光透过窗户洒在她身上，给她镀上了一层金边。

＂张德明？＂她看到我时惊讶地站起来，＂你怎么来皮肤科了？＂

我不好意思地举了举包着纱布的右手：＂不小心受伤了，想请专家看看。＂

她立刻明白了我的意思，脸上浮现出一丝红晕：＂皮肤科可看不了骨折，不过我下班可以陪你去骨科。＂

就这样，我们有了重新联系的理由。每次复查，她都会特意安排在她值班的时间。

看着她娴熟地为其他患者诊断、开药，那份自信和专业，与当年那个沉默内向的女孩判若两人。

＂你的手艺真不错，＂有一次我打趣道，＂比当年解物理题还厉害。＂

＂那还不是被你逼出来的，＂她笑了，眼里闪着狡黠的光，＂要不是当年有你在旁边，我哪有勇气坚持下去。＂

随着交往的深入，我们开始约会，从医院到公园，从电影院到博物馆。冬日里的北麻，我们并肩走在落满雪的街道上，足迹印在雪地里，一深一浅。

那时的约会很简单，看场露天电影，或者去国营照相馆拍张合影，就足以让人开心好几天。

有一次，我带她去了我的宿舍，那是纺织厂分给单身职工的集体宿舍，四个人住一间，简陋得很。

＂这就是我的地盘，＂我有些不好意思地说，＂比不上你们医院的条件。＂

她却环顾四周，眼里满是怀念：＂和我们医学院宿舍差不多，只是少了点医学书籍的气味。＂

我的床头挂着她毕业前送我的那个笔袋，已经褪色，但被我保存得很好。

她看到后，眼眶红了：＂你还留着啊？＂

＂当然，＂我说，＂这可是我最珍贵的礼物。＂

老何进来看到我们，愣了一下，然后促狭地笑道：＂哟，德明，这是弟妹吧？长得真俊！＂

王芳红着脸，却不躲闪，大方地和他们打招呼。

那一刻，我忽然明白，我想和这个女孩共度余生。不是出于同情，不是因为感激，而是真心实意地爱上了她的坚强、聪明和那份面对困境时的勇气。

一年后，我们结婚了。婚礼很简单，在厂里的礼堂办的，只邀请了几位亲友和同事。

我穿着新做的西装，看着身着红色旗袍的王芳走来时，心里满是感激与珍惜。她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光彩，美得让人移不开眼。

＂我宣布，张德明同志和王芳同志正式结为夫妻！＂厂工会主席的话音刚落，礼堂里就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

晚上回到我们的新家——那套两室一厅的小房子，红纸剪的＂囍＂字贴在窗户上，喜气洋洋。

她从行李中取出一个小布包，小心翼翼地打开，里面是一沓发黄的纸张——我写给她的信，还有我们高中时的几张合影。

＂你都留着呢？＂我惊讶地问。

＂每一封都看了无数遍，＂她轻声说，＂在医学院最苦的时候，就靠这些支撑着我。＂

婚后的生活平淡而温馨。早上她去医院上班，我去厂里；晚上一起在小饭桌前吃饭，听收音机里的相声和评书，或者看看《人民日报》。

有时我会骑自行车带她去郊外看麦田和向日葵，找回当年高中时并肩走过的感觉。

婚后的一个晚上，我无意中发现她书桌上摊着一堆关于＂顶泌汗腺功能异常＂的专业资料，密密麻麻的医学术语看得我头晕。

＂这些你都看得懂？＂我好奇地问。

＂当然，＂她头也不抬地翻着资料，＂这可是我的专业。＂

这才知道，她从医学院一开始就立志研究这个方向，为的就是治好自己的困扰。多年的钻研，不仅治愈了自己，还总结出了一套治疗方案，帮助了许多同样困扰的患者。

＂为什么不早告诉我？＂我坐在床边，轻抚着她的发丝问道。

＂怕你笑话我太自私，＂她靠在我肩上低声说，＂其实一开始确实是为了自己，但后来发现有那么多人和我一样痛苦，就想着多帮帮他们。＂

听她说着这些年的心路历程，我心中满是敬佩。想起十年前那个被同学孤立的女孩，再看看如今成为专家的妻子，我忽然明白，正是那些被嫌弃的日子，成就了她的坚韧与专注。

＂你知道吗，＂我搂着她的肩膀说，＂我觉得自己捡到宝了。＂

＂什么宝？＂她疑惑地看着我。

＂你啊，＂我捏了捏她的鼻子，＂我的宝贝儿。＂

她红着脸，靠在我怀里，轻声说：＂其实，我也觉得自己很幸运。那么多同学都嫌弃我，只有你肯坐在我旁边。如果不是你，我可能早就自卑得放弃了梦想。＂

窗外，北麻的雪花纷纷扬扬地落下，覆盖了整个城市。炉火映红了她的脸庞，那曾经让人避之不及的气味，早已消失无踪。留下的，只有岁月沉淀后的温暖与静好。

生活还在继续，平凡而充实。两年后，我们有了自己的孩子，一个健康的小男孩。

看着妻子抱着孩子哼唱小曲的样子，我心中涌起无限的感激——感谢命运让我在青葱岁月里遇见她，让我有机会看到她身上那些闪光的品质。

单位里有人说我们是天生一对，我总是笑而不语。他们不会知道，正是那些看似不幸的际遇，把我们紧紧连在一起。

如今，每当王芳接诊那些同样有体味困扰的患者时，总会耐心地安慰他们：＂别担心，这不是什么不治之症，也不该成为你人生的阻碍。＂

她经常对那些年轻的患者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不完美，但不要让它定义你的人生。重要的是，你如何面对它，以及你是否能从中找到力量。＂

每当这时，我都会想起那个雨天，她问我为什么不嫌弃她的场景。其实答案很简单——因为在我眼里，她从来不只是那股气味，她是一个完整的、勇敢的灵魂。

人这一生，会遇到无数的人，擦肩而过。但总有那么一个人，能看到你表面之下的光芒，愿意陪你走过最艰难的时光。

而我，何其有幸，能与这样的灵魂相伴一生。

每当回想起那段青涩的高中时光，我总会对自己说：人生最珍贵的，往往是那些当初被我们忽视的平凡时刻。它们像是布满灰尘的宝石，只有擦亮了，才能发现其中的光芒。

而我和王芳的故事，或许就是最好的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