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龙岗中心医院：深圳龙岗区首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
• 2、【历史文化】战国秦汉社会视野中的“敦狐”‖孙兆华 史云畅
• 3、通勤3小时+，穿越大半个深圳去打工

龙岗中心医院：深圳龙岗区首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

本文导语：深圳龙岗中心医院是深圳市东部、龙岗区首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今年实施“名医名科”战略，将着力打造成深圳东部“国际化区域医疗中心”。

深圳龙岗中心医院

创立于1952年的深圳市龙岗中心医院（深圳市第九人民医院）是深圳市东部最大的一所综合性医院，2011年顺利通过广东省卫生厅评审，创建成深圳市东部、龙岗区首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

龙岗中心医院发展历程：

1952年10月22日 成立惠阳县龙岗中西医联合诊所。

1958年10月 改制为惠阳县龙岗人民公社卫生院。

1959年1月 更名为宝安县龙岗公社卫生院。

1965年8月 升格为宝安县龙岗地段卫生院。

1985年2月 升格为宝安县龙岗人民医院。

1989年4月21日 升格为宝安县第二人民医院。

1993年1月1日 更名为深圳市龙岗区第二人民医院。

1997年4月8日 更名为深圳市龙岗中心医院。

1998年 经广东省卫生厅批准设置为三级医院。

2005年3月 升格为深圳市第九人民医院。

2011年1月 顺利通过广东省卫生厅“三级甲等综合医院”评审

2015年10月 龙岗中心医院博士后科研工作站正式揭牌。

今年10月22日，龙岗中心医院博士后科研工作站正式揭牌，填补了龙岗区医疗卫生系统博士后教育的重要空白，也标志着龙岗区医疗卫生科教工作迈上新台阶。

多年来，龙岗中心医院实施“名医名科”战略，重视学科建设，加大科研投入，为广大员工营造科技创新氛围。医院每年轮流派出业务骨干进修学习，邀请国内外知名医疗专家进行交流，软硬件的实力均大幅提升，从60多年前南粤边陲的一个小联合诊所，发展为现今深圳东部集急救、医疗、科研、教学、康复、保健于一体的综合性医院，并朝着深圳东部“国际化区域医疗中心”的方向迈进。

【名医名科巡礼】

肌骨超声诊断：

填补国内运动医学空白

运动超声科鄂占森教授对病患进行诊断。

“传统的超声检查针对内脏，如肝胆脾肾、子宫附件等。而人体运动系统，如四肢和躯干的损伤，该如何检查？”肌骨超声诊断就填补了这一空白。在龙岗中心医院，这个由大运会应运而生的国内首个运动超声诊室如今成为国内肌骨超声专业的领头科室，其灵魂人物是中国超声医学工程学会肌骨超声专业委员会的常委鄂占森教授。

“我们的诊断方法相当于枪口上的准星，能瞄准目标。”鄂占森说。“高频超声诊断是快速的，是在功能状态下没有射线损伤、且经济实惠的一种诊断方法。”鄂占森介绍。

这一运动超声诊室，每天接诊约数十名肌骨疾病患者。如今，龙岗中心医院的运动超声诊断法，不仅应用于临床骨科、手外科、整形科、康复科、头颈外科、麻醉科等领域，也在国防医学、法医学、航天医学、竞技体育及群众体育等领域取得创新性成果，获得30余项专利。

2009年，龙岗区设立运动超声研究室，也是全国第一个运动超声研究室。该研究室在大运会后保留，并填补了国内多项技术的空白，还成立了国内肌骨超声技术的培训基地，至今培养了11名肌骨超声专业的研究生，后者已成为各地区的肌骨超声专业的骨干或带头人。

未来，龙岗中心医院运动超声科还有许多跨界合作，如将与中国解放军特种作战学院针对特种部队训练领域的损伤开展实际研究和诊断，参与航天相关项目的人体研究，并展开与美国、我国台湾等地医院的合作，与华大基因、迈瑞公司等在介入治疗领域探索，参与科技部21世纪管理中心项目的合作研发等。鄂占森介绍，龙岗中心医院还将设立超声博士后点，并尝试与传统中医学相结合。他希望搭建可持续发展平台，将超声科建成国内肌骨超声的教学示范化单位。

口腔科：用专业绽放灿烂笑容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越来越重视牙科健康，口腔科也成为三甲医院水平的体现。在龙岗中心医院，有一支29人的口腔科医师团队，作为一级科室，不断引进先进设备和优秀人才。在生物力学、种植导板研发、3D打印技术等方面开展了系列研究，目前已获得专利授权18项。最近更是成立了口腔数字化中心，成为深圳乃至全国口腔专业发展的领跑者。

“我们希望每个人都可以露齿欢笑。”1999年，高永波教授作为学科带头人被引进龙岗区，同年被认定为龙岗区有突出贡献的优秀科技工作者。他在龙岗中心医院默默耕耘，逐渐成为国内著名口腔种植专家，所擅长的微创无痛种植治疗技术，代表了当今全球口腔种植的顶级水平。

作为一级科室，中心医院口腔科是深圳东部地区医疗、科研、教学、预防保健中心，龙岗区医学重点专科、龙岗区唯一口腔硕士研究生培养基地、住院医师规范 化培训基地。科室设置口腔内科、口腔颌面外科、修复、正畸、种植等专业组，是深圳最早开展种植修复技术的医院之一。

如今，除拥有常用设备外，口腔科还引进了深圳市第一台锥束CT，压电超声骨刀手术系统等先进设备，达国内领先水平。

口腔种植是龙岗中心医院口腔科的特色之一。口腔科有口腔数字化种植修复诊室，“我们用3D修复的方式，改善了传统的修复流程，以前需7天的修复时间如今缩短为1天。”高永波说。高永波和他的团队经长期探索，让患者已几乎不觉疼痛。微创技术的应用也让患者术后的愈合时间大为缩短。

在种植牙的诊疗上，可以通过光学扫描仪对口腔整体情况和牙齿扫描采集数据，由3D齿雕系统设备生成三维立体模型，依据患者脸型、肤色、牙齿形状和咬合关系，量身订做个性化的修复方案。口腔科还引进了深圳市第一台口腔颌面锥形束牙科CT，医生在牙种植术前，可对牙槽骨骨量进行测量和评估，从三维空间对种植体植入的空间进行测量，确定种植体长度，避免临牙损伤和下牙槽神经损伤。

“以前种植牙齿，主要依靠的是医生的个人经验。现在，我们可以借助3D打印技术，很大程度上改善了患者的不适。”高永波说。为降低牙科手术的感染，龙岗中心医院还在国内率先使用了局域空气层流机，极大地减少了医患的交叉感染。

当前，口腔科还与国内多所知名院校建立长期交流合作关系，已聘请6名国内著名口腔医学专家为口腔科的医学顾问。

整形外科：让更多人活出心中的美

龙岗中心医院整形外科是龙岗中心医院近年来发展最快的科室之一。其“掌门人”关魁在此揭开了这个朝阳行业的神秘面纱。

“我更愿意把患者当成顾客，而非患者。他们来医院是为了外形有所改观，让自己更自信。”关魁说，整形外科的业务范围非常广泛，包括创伤性的器官修复、矫正、体表肿瘤切除、割双眼皮、隆鼻、去除腋臭等美容项目。近期开展的“水光针”、吸脂、脂肪移植、植发等服务，让人们有了更多选择。关魁说，整形不等同于美容，“打个比方：整形是父亲，有6个儿子，美容只是最小的一个。”

2012年，整形外科从烧伤整形科独立出来，成为区级医院为数不多的独立成科室的整形专科之一。经过多年发展，整形外科有了6名医生，是龙岗中心医院学历和职称都较高的科室之一。整形外科现有10张病床，每季度接诊病人约1500人次，其中手术治疗约1300人次。

“公立医院的整形外科要发展得更好，就得用精品的服务赢得患者的信任，以合理的收费平衡市场价格。”关魁介绍，公立医院系统有更好的人才、技术储备，也更注重社会效益，有更高的信任度。此外，公立医院的收费也严格依照国家标准。（梁睿 许露 李思如/文、图）

交通指南

经过“龙岗中心医院”的公交线路：深惠2线 M275路 M279路 M280路 M307路 M308路 309路 M309路 M316路 351路 353路 380路 802路 810路 811路 839路 862路

【历史文化】战国秦汉社会视野中的“敦狐”‖孙兆华 史云畅

本文载《巴蜀史志》2022年第 4期

战国秦汉社会视野中的“敦狐”

孙兆华 史云畅

对于“敦狐”，在讨论里耶秦简时，学者多指出其为人名，目光转而投向对这位名为“敦狐”的迁陵县小吏及其同僚的“守丞”职官研究。比如陈伟主编的《里耶秦简牍校释》第1卷、第2卷（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年、2018年版）、孙闻博的《里耶秦简“守”、“守丞”新考——兼谈秦汉的守官制度》（卜宪群、杨振红主编《简帛研究（二〇一〇）》，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相关研究偶涉“敦狐”名义。例如李世持在《秦简人名整理与命名研究》（西南大学2017年博士学位论文）中考察秦简 “人名取义源于动物”时，论及人名“狐”“敦狐”，认为“人名‘敦狐’与人名‘狐’取义密切相关”。这一点应值得肯定。但又说：“‘敦狐’当是姓名连称的人名，‘敦’为姓氏，单名‘狐’。”实际上，“敦狐”当是双名，视作姓名连称值得商榷。“敦狐”相关人名也曾在秦私印中出现。作为当时一个平凡的人名，“敦狐”自有其命名含义。探讨“敦狐”，或可加深对战国秦汉时期社会面貌的认识，并由后世以“狐”喻“胡”可观察在汉胡交往中产生的文化他者情形。

一、里耶秦简所见人名“敦狐”

里耶秦简可见人名“敦狐”，身份多为“迁陵守丞”。据已有资料，如里耶秦简博物馆、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协同创新中心中国人民大学中心编著《里耶秦简博物馆藏秦简》（中西书局2016年版）以及陈伟主编《里耶秦简牍校释》第1卷、第2卷，人名“敦狐”共15例。依照年代次序，相关简号依次为9-1112、9-1861、16-9、9-2287、8-406、8-138 8-174 8-522 8-523、8-135、16-5、8-1510/8-1522、9-1408 9-2288、9-23、9-705 9-1111 9-1426、6-4、9-1048、9-2267/9-2273。其中14例职官是“迁陵守丞”，1例为“仓守士五（伍）敦狐”，后者年代稍远，是否同一人，存疑。据里耶8-755简，“迁陵廿五年为县”。次年，秦王政二十六年（前221），秦完成统一，《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所谓“尽并天下”。而“敦狐”简所涉年代主要是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二十七年（前220），二世元年（前209）。

秦军兵锋所指，将原楚国的地方迁陵化为己县。维持地方政治运行的基层官吏应都是秦国人，未遭兵祸身死或没有逃亡的故楚之民多作为编户民。2005年出土的里耶秦简迁陵县南阳里户版，是目前见到的最早的户籍实物。对于各简第一栏“荆”字和“不更”爵位的解释，张荣强在《湖南里耶所出“秦代迁陵县南阳里户版”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4期）中指出这些爵位“是秦政府在特定时间段授予原楚地民众的，与秦管理下的其他地区至少是与‘故秦’的爵位有别”。

来自秦国的基层官吏敦狐，比同时代被遗忘的同僚们更加幸运，在里耶秦简行政文书里留下了自己的名字和相关行政记录。里耶秦简“敦狐”人名简的年代在秦统一前后，推测作为基层官吏的敦狐当时应正值壮年，出生之时应是秦与六国争雄之际。

二、秦印所见“敦狐”相关人名

据现有资料，比如赵平安、李婧、石小力编纂《秦汉印章封泥文字编》（中西书局2019年版，第298页、898页）、康殷和任兆凤编著《印典》（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2年版，第三册第2107页）以及黄德宽主编《安徽大学汉语言文字研究丛书·徐在国卷》（安徽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56—57页），秦私印有“王敦狐”“上官敦狐”，类似的还有“从淳狐”“张敦胡”。对于秦印“敦狐”的解释，目前可见三种意见。

第一种，笔者所认同的基本意见，即“敦狐”，为击狐之义。“敦”字有掷击、敲击、攻击的意思。古籍中常见这种用法。比如《淮南子·兵略》：“敦六博，投高壶。”《孙膑兵法·十阵》：“鼓噪敦兵。”据段亚广《河南话与中原文化》（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4年版，第62页）的意见，河南话中现在还有“敦”为击打之义的用法。

第二种意见，徐在国认为“‘敦’、‘淳’古通”，“敦狐”人名即“敦圄”，意为似老虎的小型兽类，或仙人名（黄德宽主编《安徽大学汉语言文字研究丛书·徐在国卷》，第56—57页）。这种意见解释迂曲，或许不能切近历史真相。

第三种意见，有的学者像陈光田在《战国玺印分域研究》（岳麓书社2009年版，第369页、383页、396页）中将“敦狐”这一类人名这样书写：上官敦狐（胡）、敦狐（胡）、从淳（敦）狐（胡），或归类为“有关打击匈奴的”，与“张敦胡”“张破戎”“巧罢师”并列。大概是“狐”“胡”可通这种意见的反映。又比如，刘钊认为：“先秦两汉时期的人名名无定字，常常使用假借……不同声符的假借如‘王敦狐’又作‘张敦胡’。”（刘钊：《古文字中的人名资料》，《吉林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收入刘钊等主编《厦大史学》第一辑，厦门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以及刘钊《古文字考释丛稿》，岳麓书社2005年版）

秦地处西陲，与戎人军事交往颇多。据《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卷15《六国年表》、卷88《蒙恬列传》相关记载，蒙恬兵向匈奴应该是在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统一后不久。可以说，真正与胡人或说对匈奴的重要战争是在统一之后秦始皇命令蒙恬所展开的一系列军事活动。由上述里耶的“敦狐”人名简可知，命名之时，秦与六国正处争雄之际。据相关研究（赵瑞民：《姓名与中国文化》，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年版，第77页；孙兆华：《出土文献视野中秦汉人名的时代特色》，李禹阶、常云平主编《国家与文明》第二辑，科学出版社2020年版），先秦秦汉命名多质朴，那么未尝不能以纪念猎狐之事来作新生儿之名。所以，关于“敦狐”的命名，当时秦国正致力于统一战争，与戎、胡交往可能是较为平和的，“敦狐”命名或许与猎狐有关，而与对匈战争无关。古文字学者认为的胡、狐声符假借问题，因“张敦胡”印只发现一例，是否可以反过来理解，即这里的“胡”通“狐”呢？反映秦汉时代战争状态的人名有时间较晚的“破胡”“破戎”这一类，而时代较早的“敦狐”可能并不与此相关。

三、“敦狐”：战国秦汉社会的猎狐风习

先秦时期的狐狸毛皮已为时人所重，甚至到了“集腋成裘”的程度。狐裘为贵族显达所服用，最珍贵的狐白之裘贵重至千金。延至秦汉时期，上层在游猎活动中猎狐，普通民众猎狐更多为了获取狐狸皮毛的经济效益，猎狐风习盛行可以想见。

据王子今在《上林繁叶——秦汉生态史丛说》（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1—8页）中对秦汉时期宫苑的考察，我们知道秦穆公时有“具囿”，秦始皇时代有所谓“五苑”，专称的有“上林苑”“宜春苑”“鲲蹄苑”“兔园”“梁山苑”“骊山苑”等，汉代则有“上林苑”“博望苑”“黄山苑”“乐游苑”“宜春下苑”“甘泉苑”“御宿（羞）苑”“思贤苑”“西郊苑”“梨园”等，以及泛指的“三十六苑”。苑囿范围广大，有“林麓之饶”，野生动物当不在少数。射猎是当时社会上层喜爱的活动，射猎对象包括“狐”在内。

据《汉书》卷51《贾山传》记载，西汉时期，汉文帝一度沉迷射猎，“日日猎射，击兔伐狐”，大臣贾山认为“击兔伐狐”已经影响到帝王功业，因此建议“少衰射猎”“方正修洁之士不得从射猎”。文帝的孙子，即位之初的汉武帝也爱好游猎。《汉书》卷65《东方朔传》言汉武帝曾“入山下驰射鹿豕狐兔，手格熊罴”。这引起东方朔的进谏。虽后来汉武帝赏赐了东方朔，但依旧“遂起上林苑”。“上林苑”作为皇家苑囿，其中必然多狐，在“兔狐之苑”中“驰射鹿豕狐兔”，让年轻的汉武帝乐此不疲。后来的汉成帝曾命人“捕熊罴豪猪虎豹狖玃狐兔麋鹿，载以槛车，输长杨射熊馆”。“射熊馆”麇集了其他地方包括狐狸在内的野兽。《汉书》卷87下《扬雄传下》言：“令胡人手搏之，自取其获，上亲临观焉。”大臣扬雄当时予以讽谏，从而留下了《长杨赋》这一名篇。

统治者为专享苑囿游猎，甚至制定了专门律法。1989年湖北出土龙岗秦简，其中有整理者编为禁苑类的律文。据中国文物研究所、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龙岗秦简》（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85—86页），可见：

鹿一、彘一、麇一、麃一、狐二，当（？）完为城旦舂， 不□□□（三三）

然。∠取其豺、狼、豲、狐、貍、□、雉、兔者毋（无）罪。（三四）

考察猎狐风习，需关注狐狸性喜通墓穴而居这一现象。这一现象也许一定程度上催化了时人猎狐的情绪。

1986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天水放马滩发掘若干秦汉墓葬，其中M1秦墓的时代是战国晚期，该墓出土秦简里有一篇300多字的《志怪故事》，讲述了“丹”这个人复活的奇异经过。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天水市北道区文化馆《甘肃天水放马滩战国秦汉墓群的发掘》（《文物》1989年第2期）、何双全《天水放马滩秦简综述》（《文物》1989年第2期）以及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天水放马滩秦简》（中华书局2009年版）对此有详细介绍。据邬文玲《读天水放马滩秦简〈志怪故事〉札记》（《国学学刊》2015年第4期）和姜守诚《出土文献与早期道教》第一章《放马滩秦简〈志怪故事〉考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对相关简牍文字的进一步校释，今略举简文一节如下：

丹所以得复生者，吾（语）犀武舍人，犀武论其舍人尚命者，以丹未当死，因告司命史公孙强，因令白狐穴屈（窟）出丹，立墓上三日，因与司命史公孙强北之赵氏之北地柏丘之上。

其中提到“白狐穴屈”的情节，抛开“怪力乱神”不谈，这似乎暗示战国时期人们比较熟悉狐狸喜借助人类墓地而穴居的情形，以至于此种素材被选作《志怪故事》细节。晚期的材料，也可资参照。承复旦大学仇鹿鸣先生提示，比如唐律“诸穿地得死人不更埋，及于冢墓燻狐狸而烧棺椁者，徒二年；烧尸者，徒三年。缌麻以上尊长，各递加一等；卑幼，各依凡人递减一等”；又有“若子孙于祖父母、父母，部曲、奴婢于主冢墓燻狐狸者，徒二年；烧棺椁者，流三千里；烧尸者，绞”（刘俊文撰：《唐律疏义笺解》，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1326—1327页）。所谓“于冢墓燻狐狸而烧棺椁者”或“烧尸者”提示我们注意，狐狸居于人类墓地，引得一些人为获得一定经济利益而采取“燻”的方式来猎狐。由于不慎而造成“烧棺椁”或“烧尸”，法律对此有相应处罚。唐律所见“于冢墓燻狐狸”，虽属于后代，但揆情度理，战国秦汉时期即便律令不设规定处罚，亦当不乏这样的事件发生。

四、“胡”与“狐”：秦汉以降胡汉交往中的文化他者之喻

关于狐与胡的关系，陈寅恪最早指出狐臭与胡人之间的联系，认为腋气本西域胡人生理特征，应称为“胡臭”。胡汉交融日久之后，因“胡臭”不分民族都或多或少存在，自然引人怀疑是否用词合适，因似野狐之气，于是改称“狐臭”（陈寅恪：《狐臭与胡臭》，《语言与文学》，1937年6月）。

此后，黄永年进一步论证，认为南北朝隋唐时期西域胡人东迁颇多，于是造成了“狐臭”与“胡臭”的联系；“狐臭”之说法取代“胡臭”一词而流行，关键是当时社会上存在以“狐”诟“胡”的社会风气（黄永年：《读陈寅恪〈狐臭与胡臭〉兼论狐与胡之关系》，《唐史十二讲》，中华书局2007年版）。

民俗学者任志强则通过考察唐代数量特多的狐精故事（在精怪故事中居首位），指出故事中的狐狸精不是简单的精怪想象，而是对居住在中土的西域胡人的隐喻。民俗学视野中的唐代以“狐”喻“胡”现象，这里仅举姓氏方面的例子稍作说明。唐代，胡人纷纷进入唐之疆土进行生产、贩运、生活等活动，与汉人通婚，定居而改用汉姓。向达指出，从康居来的以康为氏，安国的姓安，月氏的姓支，曹国的姓曹，鄯善的姓鄯，这些是以原住国为姓氏。还有，龟兹人以白为氏，焉耆人以龙为氏，疏勒人以裴为氏，于阗人以尉迟为氏。西域胡人入华虽改汉姓，但名字还有西域特色，后代则姓名都华化了（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重庆出版社2009年版，第73页）。任志强接着阐释：“‘千年之狐，姓赵姓张；五百年之狐，姓白姓康’这一俗语暗示‘千年之狐’（来华已久的胡人）已具有纯中国化的姓氏，而‘五百年之狐’（来华不久的胡人）的姓氏则仍带有胡人的气息，狐狸人格化的程度在某种意义上折射出胡人汉化的程度。”（任志强：《狐与胡：唐代狐精故事中的文化他者》，《民族文学研究》2013年第6期）

五、结语

“敦狐”相关人名虽然微小，但也许反映了战国秦汉时期的社会面貌——猎狐风习的普遍存在影响着民众的日常生活。里耶秦简及秦印等出土文献所见人名“敦狐”，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战国秦汉人命名时依然采取质朴的态度。

基于年代较为明晰的里耶“敦狐”人名简的考察，初步否定了因声符假借存在“狐”通“胡”而“敦狐”人名具有涉及对胡军事交往的意见，即便存在声符假借，即如何解释“张敦胡”一例秦印孤证，也不能排除胡通狐的情况，那么“敦狐”人名反映猎狐风习的意见仍然能够成立。

随着汉代及后世与胡族外邦交往加深，出现了以“狐”喻“胡”的社会现象，大概体现了胡人在融入汉人社会的过程中作为文化他者的一面，而随着交往融合的进一步加深，唐以后以“狐”喻“胡”影射异族的现象也就慢慢消失。

来源： 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作者：孙兆华（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史云畅（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配图：方志四川

通勤3小时+，穿越大半个深圳去打工

在地铁车厢里喘不过气，才是真实的生活。

文 | 小玉

编辑 | Suma

白天在南山高新园的写字楼当码农，晚上回到宝安坪洲的出租屋，为了少花钱也能住得稍微好点，深圳上班族刘斌从两年前开启了单程超过60分钟的“极端通勤”模式。

一天两趟，日复一日，每天用1到3小时甚至更长时间消耗在路上，深圳打工人们的通勤消耗背后是最真实的生活压力，是权衡过后的无奈。

01

用时间换空间

包括刘斌在内的很多深圳打工人，也想住公司附近，早上舒舒服服吃个早餐，慢悠悠出门上班，可收入高的工作往往在深圳“黄金地段”，相应的高租金并不是谁都可以负担得起的。

同样是合租房里的单间，在他上班的南山科技园附近动辄三四千，沿着一号线往外走到坪洲甚至更远的固戍，房租一下能降到一千多。

去年底，刘斌从固戍搬到了坪洲片区，每个月租金贵了几百块，为的只是节省上班通勤时间。不料2021年3月下旬，1号线早晚高峰期间的“西乡区间”被取消了，他在坪洲站排队的时间比之前住在固戍的时候还长。

▲图源/微博/网友

“地铁到固戍站就挤满了，到西乡站再勉强挤上来一点，到坪洲基本就挤不上了。”每个工作日早上，刘斌6点半起床，但早高峰的坪洲站排队至少百米长，挤在人群里缓缓移动，幸运的时候也要排半个小时。有一次，在坪洲实在排队动不了，他又走路去西乡，然后西乡也动不了，这中间还浪费20多分钟。

对刘斌而言，每天早上进入地铁站只是第一道关，更难的是上车，等三四趟车挤上去算幸运。有一次，刘斌足足等了六趟车，眼看辛辛苦苦的全勤奖要泡汤了。结果第七趟车，身后一股神秘的力量将他成功拱上车去.....

如果你也在3月的微博热搜中见到“深圳地铁坪洲站拥堵”，一定不会忘记当时密密麻麻的地铁站，和诸位在场“历劫”的网友调侃。

在宝安，除了固戍站 ，西乡和坪洲地铁站是早高峰人流量最大的地方。当初，深圳地铁1号线设置西乡到罗湖段区间车，正是为了方便这部分打工人的早晚高峰乘车。3月，深圳地铁1号线取消西乡到罗湖区间段，依然是为了提高整条线路的运能。

地铁1号线是深圳客流量最大的线路，公认拥堵的站点还有车公庙、世界之窗、老街。

02

“气味炼狱”

如果说1号线是最拥挤的线，住在龙华的晓雯头一个举手反对。

她眼中的1号线发车频率高且线路长，全程通勤的并不多，即使人流量最高，也远远比4号线舒适，“4号线短促，车少，早晚高峰期简直就是地铁炼狱”。

晓雯体验过的4号线在早晚高峰期几乎全线都堵，包括梅林关前八个站，民乐、白石龙、深圳北、红山、上塘、龙胜、龙华、清湖，能顺利上去的也只有起点站。

为了能有个落脚的地方， 晓雯每天7点半准时到达龙华站后会先乘坐反方向到清湖，再从清湖坐到会展中心，上车后迅速往车厢右边的闸门边移动，因为根据她的经验，右边的闸门只会在会展中心前三站开启，门边这个位置“最安全”。这也算是混迹4号线多年修炼出来的挤地铁秘笈了。

晓雯觉得4号线最拥堵的是深圳北站，“去年6号线运营以后更堵了”。上车的时候，人们踏着小碎步走，一眼望穿仅仅几米的路却走了十几分钟，卡着车门最后一秒强行而入，包包、衣服被夹都是常有的事。

车厢里有味道十足的胭脂水粉狐臭味，有湿气充足的汗水雨水花露水，而她唯一要做的就是踮起脚尖，捂住鼻口，两眼盯住报站牌，祈祷能赶紧离开。

有时候，晓雯在车上看到没人让座的小孩、席地而坐灰头土脸的工地民工、还有穿着衬衣西裤谈着几个亿生意的金融工作者.....她会忍不住想“这可能是全深圳幸福指数最低的一条线，而我身在其中”。

03

每天通勤3小时

在深圳跨半个城市上下班的人也不少。佳佳就是在福田上班，龙岗住。原本租住在环境好点的小区房中，但房租越涨越高，佳佳的经济压力越来越大。随后她搬出小区房，搬进现在居住的地方，每天跨越半个深圳去上班。

住在龙岗的优点，就是房租便宜。独立单间，带厨卫，含水电，房租每月1000块左右，不用和别人合租，佳佳有自己的个人空间。这个价格在福田，是不可能有的，在福田稍微好一点的单间每月3000块以上，即使合租便宜点也要2000。

至于缺点，就是上班实在太远了，佳佳每日花在通勤上的时间在3个小时左右。

早晨7点出门，到了晚上，她和写字楼里所有人一样，拖着疲惫的身躯把自己裹入人潮，像丧尸一样回到龙岗，此时已经是晚上10点了。

来深圳三年，她对这座城市的了解，仅限于地铁和公交班次，每天不是在公司就是在上下班的路上；她也不曾漫步夕阳下，惊喜地撞见龙岗中心公园的湖光山色、亭台楼榭；不曾在大运中心体育场馆看一场大型的演出和体育赛事，更不曾在星河COCOPark、布吉万象汇逛过一次街，购过一次物。

超长的通勤挤压着她对于美好生活的感受力，抬头看城市高楼大厦，不过是虚妄的繁华，在地铁车里喘不过气，才是生活的真实。

04

巨形盒子里也有温情

不过，就算在地铁里被挤得面目全非，这个彰显着人生百态的巨形盒子里也有温情。

一次在早高峰地铁中，佳佳突然严重低血糖，晕到蹲坐在地上，幸好保安哥哥发现及时，端了热水拿来王老吉，热心大姐还跑去7-11给她买巧克力。

地铁就像城市的骨架，通过修建地铁，城市迅速扩容，“极端通勤”也就成了大城市的通病。

其实，深圳地铁的拥挤程度和国内很多城市比真是小巫见大巫。

去年，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发布了《全国主要城市通勤时耗监测报告》。报告计算了36个城市的单程平均通勤时耗、通勤人口比重分布等等数据。结果发现：中国36个主要城市的平均通勤时耗36分钟。北京达到了11.1公里，平均耗时47分钟。青岛、天津、成都、南京、重庆的极端通勤人口比重也比深圳和广州大。

一位长期生活在北京的深圳人回忆，当年他每天从传媒大学去百度实习，平均等五趟才能挤上车，从出门到入门要四个半小时。他体重76公斤，某次高峰期1号线，居然被挤得双脚悬空的状态下，位置前移了近1米。

无论在北京、深圳还是以人口密集出名的东京，尽管地铁的拥堵会带来安全隐患，而且会给人们的出行带来很多郁闷，然而对生活在繁忙都市圈的工作者来说，地铁代表的是时间，是效率，是确定性，而这些特性是其他交通工具所无法取代的。

于是，即便如此拥挤，地铁依然是大部分打工人最优先的选择。即使人们已经被挤得昏天黑地，却也有人抓紧每一分的时间进行业务商谈，艰难地举起电话，在轰杂的地铁里迫切地完成一桩生意。

这时拥挤的车厢不再像一节节奔跑的沙丁鱼罐头，每个赶地铁的人也不再像一只奔跑的沙丁鱼，他们的共同标签是“活力”与“干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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